关于我国农村扶贫问题的综述

一、与农村扶贫相关的概念与标准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不能达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准的状况。这种贫困状况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发得到改善的。经济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扶贫就是打破贫困均衡的“外力推动”。一国的扶贫制度安排合理与否,决定了扶贫效率的高低。①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国际通用贫困人口计算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或2美元。我国的贫困标准是按照年人均收入划定的。1986年,确定了当时的标准是年人均收入低于206元。2003年提高到637元。这个标准主要是着眼于基本解决…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安徽省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财政扶贫政策研究

十一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惠民政策,安徽省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农户收入快速增长,全省扶贫脱贫事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对扶贫战略的再思考

一、对扶贫方略的重新审视：扶贫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 我国的扶贫战略一直是以区域发展战略为主,这种战略是一种实现区域总量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投资战略。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将扶贫对象的主体确定为县,一切扶贫活动都以县为对象进行,并且主要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考察标准。从经济指标构成看,影响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县域经济的总量增长和扩张,而不是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样客观上就诱导区域经济行为目标向总量增长偏移．使受益者偏离贫困人口,极大影响了扶贫方略的实际实施效果。 我国的“扶贫信贷”项目始于１９８４年,十…     

扶贫政策的伦理价值分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解决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工作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措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扶贫工作,我们一般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上来认识,特别是将其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上来进行论述;其实,开展扶贫工作也是评价国家制度价值的一项标准,有着伦理学的理论依据。文章拟从国家制度价值标准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开展制度性扶贫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等,揭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扶贫的制度选择的必要性和社会发展紧迫性。     

建立“扶真贫、真扶贫”的长效机制——河源市创新扶贫“双到”的启示

近年来，河源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扶贫“双到”工作各项部署，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创新扶贫“双到”工作机制，分类制定扶贫规划，建立帮扶责任问责制度，扎实推进扶贫“双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河源市有省认定的贫困村318个，在册贫困农户42111户、189580人。2010年，31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3．66万元，比上年增长31％；44．4％的在册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实施三个转变开创扶贫新局面

十年来我省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有些地区贫富反差越来越大,如一些革命老区、库区、移民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脱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贫困与反贫困将长期存在,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深入学习贯彻江总书记视察广东的重要指示,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扶贫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快脱贫奔康发     

以城镇化推动扶贫的思考

城镇化在行进过程中对于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具有积极作用。从减少贫困数量和转移贫困地区劳动力等方面说明城镇化对扶贫的作用,并研究了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存在的问题或误区,包括规避"城镇化陷阱",认清农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贫困标准的设定,扶贫不脱离现实等。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负相关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提出人口城镇化是关键和核心,降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等建议。     

私营企业可参与七大垄断行业投资经营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最新数字表明，2004年是近5年来全国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668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290万人，下降10％；人均收入924元以下的低收八人口减少了640万人，下降11．4％。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令人忧虑的是，贫困农民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     

吉林省农民经济地位变化的原因及对策

<正> (一)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省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而,地域间、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据1988年末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省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的富裕型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2.5%;501——1000元的小康型农户约占50.6%:200——500元的温饱型农户约占32.5%:不足200元的贫困型农户约占4.4%。如老、少、边地区贫困型农户按人均收入25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贫困型的比例还要大些。按农户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产发展动态,又可将全省农户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一是已经富起来的。主要指人均收入和生活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扶贫贷款的“悖论”

自1998年-2002年．国家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5亿元．使贫困人口从4962万人下降到2820万人，确保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如期完成。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已从“八七”扶贫攻坚时的“输血”、救济式扶贫。转为“造血”、开发式扶贫．扶贫贷款的投入也从强调到户贷款转到强调产业、项目贷款。但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尖锐问题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扶贫思路浅析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一是要做好新时期扶贫。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环境恶劣、资源枯竭、产业布局失误等原因,带来我国目前贫困形态多种多样。而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输血型、关怀型、造血型、开发型等扶贫模式,虽然这些扶贫模式对我国消除贫困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常态,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只有完善扶贫工作模式,创新扶贫思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扶贫效应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检验

文章首先介绍了农村金融对贫困影响的理论分析,然后通过选取教育、医疗、收入三维贫困指标来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的影响,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时间序列,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检验农村金融扶贫效应,分析验证得出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具有多维扶贫、巩固脱贫成果的正向效应,且长期内将持续存在...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贫困县扶贫资金的审计

打好扶贫攻坚战,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是党的重大方针之一,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按照1992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纳入到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标准确定,全国国定贫困县共有59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