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归宿而进行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内的、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性变革过程。法律文化现代化在当今中国已获得了全新的动力和社会环境。由于改革和开放而被惊醒的中华民族正在顺应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必然之势。     

对中国婚姻伦理现代转型的反思和超越

在中国婚姻伦理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婚姻伦理文化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真正转型,推动了社会婚姻生活的文明化、现代化,但又出现了虚无化、多元化和政治化、法理化倾向,导致婚姻生活一定程度的无序和不稳定。婚姻伦理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创造超越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婚姻伦理文化,有效发挥行政法律控制与道德风俗教化的双重作用。     

中国古代司法传统及其对当代司法的潜在影响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与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司法传统是中国古代法律演变的结果,全盘否定古代司法传统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因此,在现代化社会建设中重审司法传统,既要认识到古代司法传统对现代我国社会的危害性,同时又要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提取司法传统中的合理部分。本文从司法传统的五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当代社会的潜在影响,提出了一点合理的建议。     

现代化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关注，这是因为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强烈地、持续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造成了中国人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磨难”，引发了种种偏离现代化追求初衷的社会后果。在探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时，一个不能回避的实质性追问是，如果物质现代化的实现不能够导致精神处境的普遍改善，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基础?     

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

文化的现代化是指文化价值的现代化，是文化价值内涵的现代性转化，其任务在于建立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文化现代化的变迁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以外来文化为借鉴的资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应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包括四个方面。     

发展研究视野中的文化--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问题

将文化纳入发展研究领域,是发展研究自身的一次重大发展.文化无论是作为发展的目标或者手段,都已经起过或正在起着作用.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应该怎样对待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转型问题,是关注文化与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应当予以认真思考的.     

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相关法律制度探析

金融及经济的自由化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跨国传递的途径、机会和速度，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巴塞尔体制为范本建立起来的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是非正式性，随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这种特性成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主要局限所在。中国在金融监管国际化的过程中，既要顺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大趋势，又要规避相关法律制度局限带来的消极影响。     

略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意识教育

社会和家庭现代化最终必然表现为人的现代化。目前中国人仍然只有老百姓意识、臣民意识, 而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制约现代化大业的深层次障碍。“公民”不仅仅是个法律上的抽象概念，更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公民文化和合格公民是社会和家庭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把公民意识教育落实到家庭和社会中去，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奉公守法的公民。     

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与伦理思考

社会的和谐是现代化社会的基础，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唯有使文化现代化才能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为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经济制度的改革都会直接触及整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     

重建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

城市竞争与合作问题可以说是城市区域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区域文化认同则是影响城市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核心和基本因素。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促进城市间的要素流动,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即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指导,既要反应其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又要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的共性,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论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西北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法律文化具有传统性，但只有在法律传统现实的法律制度的本质相一致时，该法律文化传统才会成为这一时代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升西北民族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程度，是一个日益紧迫的任务，它关系到广大西北少数民族群众对我国法律的认识适度、西北地区法律环境的改善和西部大开发的成功与否。     

法律文化变迁的理性思考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如何借鉴西法文化、如何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引发人们关注和理性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理性选择。     

习惯法刍议

在当今中国的法律话语中,法治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而由这一话题引出的另一个受人瞩目的话题便是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就这一话题存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一是认为应该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成就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二是认为应该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习惯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本土资源之一,因此搞清楚习惯法的性质、习惯法与法的关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邓小平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概念

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模式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最重要的指导模式。但目前这个现代化模式中的关键概念有所模糊．需要对邓小平现代化模式的几个关键概念进行澄清。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思路与模式是在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下，充分地实现法制、现代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走的是既全面吸收西方，又坚持中国本位列现代化之路，既反左又反右的“中道”之路。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先进文化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面对这样的形势,建设先进文化与发展先进生产力,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历史的内驱力。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为此,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加大力度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战略研究

基于整体国家发展战略、文化创意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目标市场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国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战略上宜选取一条"中间道路":既要坚持适度的"文化例外"实施一定程度的政府保护,又要采取逐步放开文化创意产品市场、鼓励竞争等手段,使国际化形式与中国化内容有机结合,挖掘出中国文化的普适性价值,降低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过程中的文化折扣,尽快打开国外市场。     

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传统的现代化,即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作用,利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去塑造人类理性最大化的新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和重建:一方面儒家文化传统以其内在的文化模式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文化会受到新的冲击与挑战,进而在变异和创新中获得新的认同和传承。传统文化在抗拒、融合、摒弃、吸纳其它先进的文化元素中对中国的现代化能起巨大动力作用。     

红色文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应用研究——以皖西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体现为例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既有鲜明厚重的历史性，又有与时俱进的教育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提高教学实效，可充分借鉴、应用红色文化资源，拓展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搭建红色文化实习基地、建设红色文化教育网站等方式，切实促进红色文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教学应用。从而推动课程革新与教学进步。     

“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强烈而自觉的互动。其间,离不开先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这既是社会学学科的品格使然,更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对异域思想文化的鄙夷和拒斥,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主性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应。     

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法律化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伦理化 ,另一个是隐藏在法律伦理化过程中的伦理的法律化。由于法律和道德在起源上相同 ,且调控范围交叉 ,社会功能互补 ,这使得伦理的法律化过程常常被法律的伦理化所遮蔽。然而伦理的法律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 ,究其实质 ,是统治者通过将伦理规范扩大化为法律的方式 ,来达到最大化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 ,即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阳儒阴法”。从这一角度理解 ,伦理的法律化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对主体权利的进一步制约 ,强化了中国法律文化专制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