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拆迁条例”解读我国征地制度的改革趋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颁布执行,其立法精神体现了国家对征地拆迁的概念界定和价值取向,由于它和“集体土地房屋的征收”在法理和操作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所以从“新拆迁条例”变革之处研析我国征地制度的改革趋势有着极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新时期我国城市郊区征地问题

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城市郊区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给和谐拆迁带来了重重困难。国务院新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表明政府当前的改革动向。本文以城郊征地中突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城郊的特点和新拆迁法的理念,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如何解决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中产生的矛盾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以下简称《征收条例》）修正了旧拆迁条例在实施过程中与《物权法》不适应的情形，对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纠纷解决机制作出了新的规定。相比原《城市房屋拆迂管理条例》，《征收条例》取消了房屋拆迁的行政裁决，改由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取消了行政强制执行，改由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安全生产“红一月”

1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再次召开土地征收条例座谈会，据参加的学者透露，正在起草的条例草案名称由去年年底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更改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拆迁”一词被取消，在具体条款中，则出现了“搬迁”一词。     

从“拆迁”到“征收”

国务院法制办宣告将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制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个条例仍存在诸多问题，不过它至少取得了一个进展：废除了拆迁，引入了征收。     

征收补偿依据的反思与立法完善——兼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71条

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矛盾冲突频繁,其中如何补偿的问题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提出了"市价补偿"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农地征收应当采用何种标准?《土地管理法》应当作出何种修改?有必要对"耕地平均年产值"、"公平市场价值"、"土地价值"等补偿依据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具体立法建议。     

事件/政策

新拆迁条例提高补偿标准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条例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有关学者表示,新拆迁条例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它的颁布和施     

拆迁变法正在加速

新的条例将会更加关注对公民合法所有的私人财产权益的保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正在修改酝酿中,新条例中的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多的一个是征收,一个是补偿,这两个词恰好就是我们房屋拆迁过程中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征收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强制性地收购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私有所有的房屋。     

浅谈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大量征收、征用城市周边乡镇的农村集体土地,目前这一过程存在着不少问题。牵涉到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拆迁。为使征地拆迁公平、合理、透明、时效,以减少社会矛盾,体现“以人为本”,对这一问题从政策和法律层面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房屋征收制度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房屋征收制度在房屋征收的适用范围、征收程序、征收补偿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在适用范围上,未彻底将商业拆迁排除在外,导致房屋征收范围过大;在征收程序上,房屋征收的认定审批机制不够完善,应建立专门的审批机构对房屋征收进行审批,此外,房屋征收后土地使用的监督机制缺失,建议赋予被征收人收回权,以遏制房屋征收部门滥用征收权;在征收补偿方面,征收补偿范围较窄,建议增加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和残余地征收补偿。     

新条例中有关拆迁评估引发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部分旧的城市配套设施及功能已不再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旧城改造在一定时期内必将成为重要的课题,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以取消行政强拆为标志,宣布野蛮暴力拆迁的终结,条例呈现出统筹兼顾、公平补偿、阳光征收的鲜明特征。     

论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

本文运用对比的方法对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的概念、原则以及程序进行分析,归纳了两者之间的不同,结合唐福珍事件最后对新《征收条例》进行了客观评价。     

论集体土地上安置房安置模式的利弊及对策分析——以湘潭市荷塘安置区为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城市范围进一步扩大,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引发大量的安置问题,安置房安置模式成为快速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该拆迁补偿模式在推广实施的过程中暴露出土地利用率低下、小产权房私下交易、配套设施不齐、被拆迁村民生活无保障等社会问题。文章仅以湘潭市荷塘安置区为例,就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房安置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并对安置房安置模式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与建议。     

恶法与善法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年初公布至今仍未有结果批评不断,有媒体甚至报道称新拆迁条例可能会＂胎死腹中＂,强制拆迁仍难以避免。这样的消息不论其真伪,总让＂屁民＂们心里不安。我这个＂屁民＂同样担忧：善法不立,恶法难除。     

安置房建设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展开，大量城镇周围的集体土地、住房以及城镇内部的棚户区土地被征收，为使拆迁户得到妥善的安置，安置房随之产生。针对农民或城镇居民的征地，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集体土地征拆补偿提供了依据，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为城镇住宅的征地补偿提供了依据。     

初探我国城市拆迁过程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和冲突

近年来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冲突集中体现在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中.虽然新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于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实施,但是城市拆迁过程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导致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原因在于新条例虽然明确拆迁主体,但实践中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管,法规不健全,黑社会势力介入拆迁活动等,致使抗拆迁血案频发.本文以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公权力、私权利冲突的典型案例为线索,找出了城市拆迁中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矛盾冲突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浅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认定的利益平衡

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与补偿涉及的主要利益方包括国家、集体与农民,在征收与补偿的实施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出现明显的波动情况。 为确保各方的利益能保持平衡,可以推进集体土地所有制改革,实行城乡征收补偿差异化,提高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水平,将征收补偿与社会保障进行分离,发挥集体土地上房屋的社会保障作用,进而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决。 从长远发展目标来看,实现城乡房地产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农村房屋搬迁的实施现状及原因调查——以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新团小区为例

农村房屋搬迁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房屋搬迁,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基础上,根据农村经济及搬迁现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条文。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搬迁项目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诸如居民不配合搬迁,征收争议,强制拆迁等问题。本课题以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为例,通过实地走访、问卷等方式,调查新团小区100户人家,深入分析了解搬迁途中出现的问题,结合其他地区实际,提出相关解决措施,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治理的文化价值更新路径

合作主义取向的社会公共治理,要求政府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化解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伦理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除了利益分配不公之外,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经过"启智"、"承接"、"转化"、"契合"四个阶段,可以获致对治理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问题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改造和关于征收拆迁冲突公共治理机制的新"诠释"和新"透视",并经过教育改造、政治支持和社会变革的更新路径,使之成为治理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冲突的新文化理念。     

论人民政府对社会成员房屋征收时的基本原则与规范设计——写在国务院起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民意的最后时刻

曾几何时,当市长指挥囚徒开着大型铲车为了所谓的城市建设将居民的房子强行摧毁时,当地方政府把房价托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无法靠合法收入买到时,当政府以所谓的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将居民的房屋按照自己的想象随意以专家评估报告的形式对居民房屋的价格随意认定时,当一起又一起的社会公众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屋所有权而拿自己的生命作为砝码与政府抗争时,当政府中个别昏官庸吏继续以所谓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作为遮羞布,随意与开发商合谋剥夺社会成员的物权时,当一起又一起的社会矛盾即使通过法院也无法解决甚至无法协调且只好聚焦到首都甚至是只能聚焦到中南海、天安门等特殊区域时,关注《拆迁条例》对我们生活的规范作用,让我们的政府在征收活动中遵守等价征收,合理补偿,开通百名社会工作者决定社会矛盾焦点是非观念的新渠道,彻底解决对拆迁问题而引起的人民法院不敢立案,不愿立案,即使立案也无法解决相应矛盾的现实问题。能不能使《拆迁条例》成为我们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音符之一,已经成为考量每一届政府首脑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天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