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投入门槛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选用2002年~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了以研发资本投入为门槛和以研发劳动投入为门槛的数据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上对东道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大小的门槛效应。研究得出,FDI在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分别有着研发资本投入的双门槛效应以及研发劳动投入的双门槛效应。     

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     

FDI前向关联与技术创新——东道国研发投入重要吗

本文通过构建FDI前向关联影响东道国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研发投入在FDI前向关联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并利用制造业面板数据从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视角,实证分析了FDI前向关联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总体上,FDI前向关联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起到重要作用。从按FDI进入程度分组考察来看,在FDI进入程度高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且随着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在FDI进入程度低制造业,FDI前向关联效应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无明显影响,即使提高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水平也没有显著改变。     

Are There Threshold Effects of FDI 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220 Cites in China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

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在中国这样具有明显大国转型特征的经济体中,FDI通过支付工资溢价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渠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文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采用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模型,对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均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国际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FDI、OFDI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对外贸易、FDI、OFDI对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未跨过某一特定门槛值时,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FDI、OFDI未能对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研究还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跨过门槛值,处于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内。这意味着我国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较低,制约了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FDI技术溢出、行业吸收能力与工业碳排放强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

在考虑中国工业行业吸收能力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差距、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外贸开放度等4个反映行业技术吸收能力的要素，利用“入世”以来中国工业行业门槛面板数据，研究吸收能力作用于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低碳技术溢出对上述4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人力资本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越高，FDI的低碳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适度的技术差距与外贸开放度均有助于FDI碳减排技术溢出，过低或过高的技术差距和外贸开放度均不利于FDI低碳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因此，工业行业尤其是高碳排放行业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跨越人力资本与市场化程度对FDI低碳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同时需要提升行业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此外，FDI引入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需要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适度考量。     

外资对我国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是否受到研发投入、FDI流入以及人才门槛效应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根据我国1999-2008年省级面部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经验检验后发现: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外资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领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致;外资在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集中在"发明专利"高端创新活动领域,西部地区外资的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外观设计专利"低端领域,中部地区居于其中;创新层次高的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才门槛效应。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信用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余额作为投入要素,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要素得出内资企业生产率指数;再以此为因变量,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不同地区技术外溢影响的差异性,发现FDI技术外溢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进而,本文引入社会信用环境和经济信用环境两个主成分,对门槛效应水平进行了计算,量化了信用环境发展水平与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本文的结论是：信用环境发达的地区其FDI技术外溢效应明显;而信用环境建设落后的地区不但不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流入反而会阻碍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即引起负的技术外溢效应。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基于北京工业企业的门槛回归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研发资助不仅是为了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创新产出。利用北京市工业企业的科技数据,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角度,对政府研发资助效果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资助强度、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四个因素对激励效果的影响方式,结果显示:第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其激励效果敏感于资助强度和产权结构;第二,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较弱,门槛效应普遍不够显著,且激励效果仅敏感于技术水平;第三,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决定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第四,政府研发资助对大企业可能更为有效;第五,政府研发资助可以有效激励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比较有限。     

FDI质量与中国环境污染的改善

本文在Copeland-Taylor贸易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FDI质量参数化,分析了FDI质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并结合中国分省区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方法,对FDI质量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总体而言,FDI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中国环境污染的改善,且不同的FDI质量指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以人力资本和研发强度作为吸收能力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FDI质量的环境改善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且伴随着本地吸收能力水平的提高,FDI质量的环境改善效应也在增强。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不同来源FDI对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分析——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企业1995年至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港澳台来源FDI及其他来源FDI对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同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来自港澳台地区的FDI及研发投入,均对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而来自其他地区FDI,由于"发展门槛效应",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负向效应。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强化择优引资的意识"、"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等政策建议。     

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FDI对湖北省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湖北省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面板数据并引入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对湖北省制造业各行业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在行业属性上存在差异;其次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FDI对湖北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确存在"门槛效应";最后对在行业属性以及行业发展门槛共同作用下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当行业超过行业发展门槛时,湖北省制造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正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的门限效应

本文基于2008年-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区域金融发展为门限变量,构建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双向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FDI和OFDI对我国各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门限变量为区域金融发展.仅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时,FDI与O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效果才更加显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