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环境治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倒U型关系,仅当综合考虑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才呈现出显著倒U型曲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本身不能促使环境质量改善。为缓解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着力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削弱污染排放的累积效应,抑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智能制造与绿色发展：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引入包含机器人、污染、能源等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理论分析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结合逆概率加权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能显著降低企业排放强度，减少排放量。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不仅提升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强度，还通过减排技术效应，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排放量。此外，内资企业、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内陆省份机器人应用的污染减排效应相对更大。本文为中国实现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分布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但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的证据并不充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水平、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等形成的比较优势。其中,环境治理成本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FDI"量质齐升",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外资企业的入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对FDI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吸引FDI的主要优势;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低环境治理成本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贸易成本是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向底线赛跑"的破坏性地方竞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一味地放松环境管制只能吸引来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既损害了区域环境又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中部地区工业SO2排放的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基于门槛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2015年中部地区工业SO2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应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得到的特征更为显著和精确。②工业SO2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全局自相关特征;工业SO2排放强度的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具有显著的南北分异特征。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程度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工业SO2污染强度,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强度。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地级市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文明城市在改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选取中国278个地级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文明城市评选政策对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活动显著降低了地级市约9.87%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促进了城市环境治理;“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可以通过增加科学支出来改善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科学支出在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环境治理中发挥中介效应。     

政府政绩追求与环境污染——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的恶化,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激励逐渐受到各界的关注。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4—2013年间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为样本,以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政府政绩追求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市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逐年增加;以政府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为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研究不仅为政府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更为完善的政绩考核标准提供了借鉴。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环境治理路径优化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城市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环境污染主要体现在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水污染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如果城市环境治理仅依靠政府相关部门一方主导,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已经形成的环境问题。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是城市环境治理达到长远理想效果的必然选择。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论我国出口产品国内污染减排的供给侧改革

利用国内污染排放数据与对外贸易数据,对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污染排放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废水排放持续下降,废气排放持续上升,固体废物排放先扬后抑,进一步研究表明,供给的方式、结构和规模是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污染程度的主要因素。实现出口产品国内污染减排,应采取技术减排、结构减排、替代减排等多重供给侧改革路径。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government to desig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e)centralization on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ed on stragged establishments timing of regional Supervision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EPs) in China, we introduce a uniqu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dataset on firm pollu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gradual intens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s. We present strong evidence that establishing the SCEPs significantly prompt firms to reduce emission pollu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EPs brings more effectiv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supervision, promoting local firms reduce pollutant generation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ollution control. Moreover, the SCEPs could coordinate adjacent provinces' incentives on reducing firms' emissions around provincial boundaries. Besides, this study provides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that wh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rries the risk of aggrava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ertical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ul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incentives and coordination.     

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的精益成本管理——以内蒙古某项目为例

EPC（工程总承包）模式是未来建筑施工发展的趋势。装配式建筑是建筑行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重要标志，且具有低碳、节能环保、建筑工业化程度高等特点。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当前其成本远高于传统建筑，阻碍了其高质量发展。通过对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与现浇式建筑在设计、采购、施工多阶段对成本影响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结合精益管理思想，以内蒙古某建设项目为实例得出相应管控措施，以期通过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精益成本管理，显著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特性具有新的变化。选取2015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能源强度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域能源强度存在明显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西北地区能源强度较高,东南地区能源强度较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外开放程度与能源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能源价格与能源强度成正相关关系。     

Study on the cost of wind power in China

Wind power, as a kind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Taking the wind park investment as an engineering project, this paper utilizes cost collecting approach of accounting theory to calculate the static and dynamic cost of the wind power in China. The factors of reducing the wind power cost are also discussed.     

投入50亿元以奖代罚治理六省市大气污染的绩效探讨

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经济利益与环保压力、防治与排污之间的博弈,影响着大气污染治理的绩效.过去的环保政策和治理行为表明：逐利博弈下,环保治理“罚”得很困窘,防治污染的效果不大.只有设计出多重激励下的“奖”励政策,才会产生很好的大气污染治理绩效.     

环境治理谁主沉浮:中央还是地方?——基于央地博弈对比的测算分析

文章基于央地博弈工具构建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博弈走向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博弈力量的相对大小对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以破解"环境治理之谜"。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方法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力量的测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于2003-2015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双方博弈力量的相对大小及其对地区实际污染水平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在环境治理的央地博弈中,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博弈力量,可以解释环境治理绩效的69%,而地方政府仅为31%。（2）中央政府在博弈中所获得的剩余使污染水平相比基准水平降低40.3%;而地方政府剩余则使污染水平升高29.5%,央地博弈净效应使得实际污染水平降低10.8%。（3）央地博弈力量的年度分布具有不平衡的特征,在2003年到2011年,地方政府的博弈力量逐渐增强;而从2011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之前不断增长的博弈力量受到遏制。（4）央地博弈力量亦具有城市分布异质性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博弈力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的财政自主度呈倒U型关系。文章结论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优势以及国家意志在促进地区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     

装配式建筑甲方成本管控研究分析

装配式建筑作为未来的新型主流建筑模式,具有提升建筑质量和效率、减少能耗等优点,有助于全面提高中国建筑业的现代化水平、提升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昂贵的建造成本是制约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解决装配式建筑的成本管控问题,是建筑业从业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引用住宅工程案例,对比装配式建筑与现浇建筑成本,分析两者成本结构的差异化,提出针对性的成本管控措施,为甲方装配式建筑降本增效提供思考和建议.     

银行危机经济代价的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77个国家发生的89次银行危机为样本,分别以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和通胀成本作为银行危机经济代价的度量标准,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对银行危机经济代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前的经常账户表现越差、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越大,则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越严重。危机前的股票价格指数上涨越快,银行危机的通胀成本则越高。危机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的降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危机中贬值策略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银行危机的通胀成本,危机中货币供应的增长则会显著提高危机后的通胀水平。     

环境污染与环境冲突——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任何忽视这种空间相关性的研究都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使用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环境冲突的关系以及当前环境治理的社会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冲突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水污染是引发环境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当前的环境治理并没有减少环境冲突的产生,其社会效益不明显;环境治理需从环境和社会两个方面着手,调节各冲突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外溢性,需实行跨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