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加速器效应

本文分析了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原理和特点,通过对近期研究的比较分析,验证了中国存在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金融加速器效应可能引发经济波动加剧等不利影响,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资产价格、金融加速器与经济稳定

本文以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为对象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在BGG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并对名义冲击与实际冲击的效应、不同经济结构下的经济波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以运用金融加速器机制解释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主要应减少名义变量的冲击,在资产价格波动较大的时期可以对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信贷政策。     

我国金融加速器传导的微观机制分析——基于2003-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形成机制,利用2003-2012年我国A股836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金融加速器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差的资产负债状况会导致企业较高的外部融资溢价,进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持续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明显的企业层面金融加速器效应。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分析——以次贷危机发生后的经济环境为例

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关于金融市场通过信贷渠道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性放大效应的理论。金融加速器理论有三个重要的假设：资产负债表状况是企业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其它时期对于企业支出更具解释力；金融加速器影响小企业的可能性大于大企业。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波及中国经济，金融加速器“小冲击、大波动”的特点在中国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又对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和利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波动吗?——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视角的TVAR模型检验

文章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视角,检验在长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是否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理论上看,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通过现金流机制、净财富机制和预期机制等多种途径,嵌入到金融加速器效应中并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大时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要大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小时的效应,这说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不仅如此,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还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上。文章的政策涵义包括:在经济下行时要适度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防止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螺旋式下降,从而抑制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经济波动的影响;货币政策要防止通过套利活动加剧大宗商品在短期内出现的价格超调现象,从而避免诱发更多的经济波动;要引导和管理好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预期,平滑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金融加速器视角下信贷调控对房地产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银行信贷和资产负债表双重传导模式研究信贷调控,分析外生信贷政策对银行信贷及企业投资产生放大效果,及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在信贷政策传导和调控过程中,纳入Bernanke,Gertler and Gilchrist(1998)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模型.并利用中国2005年1月至2010年4月的货币供应量等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行业的信贷政策的传导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正向量的信贷政策变动会带动投资的变动更大,从而影响房价的波动.     

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8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多维度剖析各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在数字金融与地方债务风险之间存在反向的调节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为地方政府带来的融资便利并不能单纯地作为管控地方债务风险的武器,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正确利用数字金融发展红利才是合理管控地方债务风险、保障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可行之策,这为应对数字时代下地方政府的债务治理问题、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示.     

金融发展与增长源泉：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

本文通过基于DEA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将中国28个省市的劳均GDP增长分解为了劳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三个部分的贡献,然后采用GMM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分别检验了在1994—2003年间金融发展对这三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加速了劳均资本的积累,但其却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金融发展通过不同的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可以解释为何“金融引导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在中国难以成立。     

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利用中国省际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的金融发展通过提高研发产出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两种作用机制的比较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促进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通过提高本国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比进口贸易有更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产品负面报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分析——以三鹿毒奶粉事件溢出效应为例

使用12家乳制品类上市公司2005-2012年的季度动态面板数据,文章对"三鹿毒奶粉事件"这一产品负面报道的"小冲击,大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研究的样本范围内,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两个不对称特征与理论本身所揭示的相反,即受冲击时期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对投资支出影响显著但敏感性弱于其他时期;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更显著且受冲击时这种效应也很显著。这可能源于产品负面报道的溢出效应不仅带来了传染,也带来了竞争,在危机时期,大公司更倾向于采用竞争策略,夺占问题企业的市场份额。     

论虚拟资本积累的财富效应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虚拟资本带来的价值化积累迅速扩大,并超过使用价值形式的积累。该文主要通过阐述虚拟资本积累财富的社会属性解释其实现机制,并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来进一步解释虚拟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财富结构效应。表明在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虚拟经济规模与实体经济规模之间保持协调的重要性。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

厂商间的联系效应是FDI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联系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就越快.通过经验检验,本文没有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FDI的结合显著地促进了联系效应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低水平.因此,推进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实现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是强化联系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     

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本文用Logit模型将贷款损失率转化为金融稳定性综合指标,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以CPI、GDP和利率等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做出各宏观经济因素的预测模型。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期的相应经济数据进行预测,并对下一期经济分别受各项宏观经济变量极端可信冲击下进行压力测试。研究结果显示,以上三种宏观经济因素对贷款损失率影响显著,其系数的经济意义也与现实相符。此外,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关于利率的研究部分准确验证了我国利率的产出经济效应和货币政策的时滞期。本文为政府降低贷款损失率,提高金融稳定性而进行系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定性和定量的参考建议。     

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应用于金融领域,我国金融业正进入全新的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得以拓宽、深度得以提升。我国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拓展,呈现新态势、新局面。从理论维度来看,金融科技有助于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实践维度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提升传统金融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助推资产管理业务脱虚向实,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客观现实条件。未来我国应积极深入推进金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加强金融科技研发以提升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加强金融科技风险防范管理以推动金融科技稳定发展,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能量。     

政策变迁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在我国不断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区域经济差异伴随始终,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也越发显现,国家统一的总量调控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遭遇现实的结构性问题,产生了不同传导效果。近年来,国内有关区域差异和区域效应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众说纷呈,焦点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解释上。事实上,从经济金融内生关系视角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体制改革对区域经济、金融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并促成相互强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选取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刻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缓释效应,选择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存在。渠道检验显示:缓释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摩擦渠道和投资渠道进行传导。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产业结构的地区的缓释效应存在差异,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效果相对更大,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影响更强。为此,应重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发挥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功能。     

子女性别、住房数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文章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缩写CHFS)数据,以住房数量作为中间机制,实证检验子女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女儿的家庭,有儿子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持有多套住房,故家中抚养儿子更有可能挤出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镇家庭、大中型城市、人口性别比偏高和中老年群体中挤出效应更为显著.文章结合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和高房价共存的特征,给予了"有限参与"之谜一个新解释.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内生的杠杆阈值、金融加速器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建立一个内嵌金融加速器和名义"债务-通缩"机制的DSGE分析框架,首先证明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与名义"债务-通缩"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一方面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导致"高杠杆-外部融资溢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名义计价的高债务可能导致"偿还债务-通缩-债务负担加重"的"债务-通缩"风险。进一步,虽然高杠杆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不同经济条件下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同,杠杆阈值具有内生性,经济体最高能承受的杠杆率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与金融市场信息效率、债务合约、储蓄率、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相关。文章为供给侧改革与去杠杆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要降低宏观债务负担,另一方面要提升经济承担杠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提示去杠杆要避免骤然紧缩信贷导致的流动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