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一个三元框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政府结构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模式进行了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理论上,本文完整地提出了地方政府实施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三元框架,涵盖了时间维度自我纵向调整、空间维度横向竞争以及层级维度对上反应。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3年31个省区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本地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显著的正向反应,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做出显著的正向策略性反应,而对全国性的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策略性的逆向反应。同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呈现出多维度异质性,具体表现在沿海和内陆区域差异、金融危机前后阶段差异以及党代会年份周期差异。总体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呈现激进性、波动性和互动性。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央应当注重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业绩考核的激励相容,以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

本文围绕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现代增长理论的缺失问题和增长阶段转变的国际经验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政策选择。现代增长理论忽略需求因素的制约,对经济现实缺乏解释力和应用性,面临实践过程日益突出的挑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后长期增速大幅回落,主要是受到内需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速下行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需求扩张拉动的,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内需增速的变化,影响需求长期增速的因素既有供给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长期增长政策应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地方经济增长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与区域均衡的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不仅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而且能够实现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立足1998-2017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税收努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财政纵向失衡能够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当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提升对地方经济增长同样表现为抑制效应.因此,要合理把控财政纵向失衡水平,利用适度失衡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预期,防止过高税收努力抑制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积极性;注重地区间发展差异,避免一味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程度深化造成的发展模式雷同与资源浪费.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与启示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较快增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文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并对正确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与经济增长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出对策及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为例

运用菲德两部类模型,以广东为案例分析了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广东省政府部门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广东省政府部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低。因此,要调整广东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做到支出结构合理化,支出使用高效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尽管产业结构对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但其理论基础却并不明确。基于这个考虑,本文研究在存在自然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给定的假设前提下,短期内,由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同,经济增长将形成不同的增长路径,但是各产业技术进步率的不同会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在长期,产业结构及其变动都将通过影响给定资源的消耗而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产权保护、业务变更与企业绩效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频发生的业务变脸行为,本文考察了产权保护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产权保护越差的地区,由于研发投入的不足和已有竞争优势的较快散失,公司更易变更自己的经营主营业务;国有公司由于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产权保护对其主营业务变更的影响较弱,且这一结果主要集中于政府绝对控股和直接持股的公司。短期内,通过改变经营主营业务,公司业绩得到改善,但长期来看,由于竞争力的缺乏和发展后劲不足,主营业务变更公司的市场表现较差。     

服务贸易出口、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且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服务业出口部门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随后基于90个国家1998—2007年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1)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更加能够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2)相比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易于强化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未能得到强化;(3)不管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均强化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     

累积性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与最优政策

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研发（R&D）竞赛模型,分析在累积性创新市场上厂商选择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其创新决策及最优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商业秘密能够作为创新的有效保护机制时,政府应该对初始创新实行宽专利保护政策,以刺激创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此时专利政策仍不能奏效,那么政府就应该实行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允许初始创新者和后续创新者达成同盟协议。     

创意产品出口、模仿威胁与知识产权保护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以此建立计量模型,利用美国2006-2010年的创意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强有利于创意产品出口,而且在考虑模仿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正效应依然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品贸易中的正效应大于在货物贸易中的正效应。创意产品对知识产权保护更敏感。     

产权保护、二元准则与适应性效率

会计在准确界定产权和有效保护产权的过程中处于最基础、最重要和最具操作性的地位。为了获取准则变迁收益,降低准则执行成本,提高准则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基于"分立法"理念建立了适用于大中型企业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的《小企业会计准则》,形成了"二元"结构会计准则体系。"二元"结构准则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异决定了各自的适应性效率。本文首次从产权保护视角将《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准则的适应性效率问题,运用二元结构理念分析了准则的适应性效率。     

遗传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生物技术研发和生产的基本结构为主线,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遗传物质的产权问题以及遗传信息和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界定和强制实施私人产权是解决遗传资源及遗传信息和生物技术知识供给不足可能的方法,但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到产权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     

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分析

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效益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模仿先进农业技术获取。通过基于扩展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在鼓励模仿先进农业技术和自主创新两难中的权衡,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农业技术差距,并据此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公共产权、集体产权与中国转型经济

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集体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将长期存在.在辨析相关概念涵义基础上,本文分析比较了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的区别与联系,探讨它们对我国转型经济的意义.认为具体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对具体产权形式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规定着现实经济中集体产权或公共产权的存在及其演变,尤其是在联系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集体产权的存在与发展(或演化)对于转型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从潜产权到产权:一种产权起源假说

现实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事物在完全成为该事物即确定为该事物之前,有一个模糊状态,这种状态还不是该事物,但是正在成为或可能成为该事物。笔者称这种状态为某种事物的潜状态。那么产权形成前是否存在潜状态即潜产权呢?笔者认为是存在的。     

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具有自主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影响。本文发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效应依赖于南方的初始技能劳动水平和北方创新性质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垂直创新的寡头市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没有激励效应,它对南北双方都造成伤害;在水平创新的垄断竞争市场,当南方技能劳动短缺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在短期有利于南北双方,但并不激励南方自主创新。当南方技能劳动充裕时,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南方的自主创新,并在长期对南北双方都有利。研究发现,南方存在一个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其依赖南方的技能水平以及市场的竞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