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行业技术差异、选择效应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

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文章考察了我国企业通过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模式进入全球商品市场的选择效应。从行业技术程度的视角出发,同时结合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现实情况,重点探讨生产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采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进行国际化的影响作用以及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样本中企业在出口模式下的选择效应表现得相对较弱,在传统行业中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下生产率的选择效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而且在高新技术行业中这种选择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行业企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取决于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以及前期在出口市场准备等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研究——理论与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通过对Hausmann等(2007)理论模型的简单拓展,加入对外直接投资变量后,发现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出口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也支持这一结论,同时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水平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受到以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衡量的"吸收能力"的正向促进,受到以资本劳动比、制度因素、地区经济规模、进口技术水平和现有技术水平衡量的地区禀赋状况的制约。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必须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注意地区在要素禀赋、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技术积累方面的整体协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经济开放与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学习效应”还是“自选择效应”

文章通过借鉴Meltiz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构建了本土企业、出口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三类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函数关系模型,将"学习效应"参数和"自选择效应"参数引入到模型之中,并运用广义距估计(GMM)对"学习效应"参数和"自选择效应"参数进行估计,测算不同效应的存在与否与大小规模。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但是"自选择效应"不明确。在"学习效应"中,较高生产率的企业获得较多的"学习效应",生产率提升较大,而较低生产率的企业获得较少的"学习效应",生产率提升较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相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其"学习效应"更大,即相较于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学习效应"。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国差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文章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出口产品数据,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要素禀赋和贸易成本对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迅速增加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交互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地理距离越近、贸易一体化程度越高,中国出口到目标国的产品多元化水平越高;有形资本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禀赋;而OFDI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应充分权衡出口多元化与OFDI的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影响的实证分析

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降低中国水足迹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中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出口增长效应、环境污染效应和国内投资效应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后两者降低作用不显著。分类型而言,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文章还发现,经济规模、水资源禀赋、城镇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和气候因素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外资并未显著提高中国水足迹,用水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水足迹,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中国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差异将对区位选择和政策支持产生不同的要求。文章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判断它们所属的类型,并通过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FDI所处的阶段,从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和政策支持提出建议。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本文使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2年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甚至存在一定的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利润,人力资本,所有制结构都是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受到母公司人力资本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一带一路”机遇期企业对外投资战略探究

"一带一路"是我国近年来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新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扩大对外贸易助力企业对外投资。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机遇下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人力资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回归技术

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只有在人力资本跨越了10.5038这一门槛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显著存在,未跨越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人力资本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有负面影响;而人力资本跨越50.4804的少数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影响略低。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也备受关注。本文将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分为四组,实证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互补型的,其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长期促进作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其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对美国等对日贸易逆差国的直接投资扩大了其与这组国家的贸易顺差;日本对NIEs、中国等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实证结论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减少贸易摩擦以及在对外转移产业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等方面为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借鉴。     

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为吸收因素构建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并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差距和技术研发强度阀值转换条件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上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