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及影响因素:基于性别与代次的分析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处在不断变迁中.本文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发现农民工家庭存在紧密型、传统型、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等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已经衍生发展出多种类型.其中,男性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传统型、疏离型关系;而新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接受型、亲近型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疏离型关系.同时,人口流动特征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与代次差异,异地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形成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疏离型家庭代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房价与不同家庭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家庭收入为依据区分三类不同家庭,考察房价对不同家庭消费和总消费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与收入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与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购房首付比较高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     

再购房潜在动机如何影响住房的财富效应?——基于城镇住户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微观层面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国家统计局2002-2009年的城镇住户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重新测定了住房价格对自有住房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提出了我国居民较强的再购房动机是导致住房财富效应为负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说。文章重点探究了家庭再购房的三大潜在动机——为子女购买婚房、住房置换更新以及投资性购房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房价弹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说。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认识和把握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特点以及消费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再探讨——以X县进城购房农民工群体为例

农民工城市化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中。把城市化看做是一个过程,则"半城市化"就是农民工还需依靠农村资源进城居住及完成家庭再生产的阶段。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城购房农民工群体的分析发现,"半城市化"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通过代际分工形成"农村支持城市"机制,农村社会系统既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各种资源,又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社会保障。"半城市化"是农民工应对城市化的积极适应阶段,对中国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启示我们,有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是坚持当前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农民工在农村的基本权益。     

论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类的亲密关系知识正在从人文主义转向科学主义。亲密关系科学是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规律,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在西方,亲密关系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术及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综合性科学。中国应当重视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教育和社会实践。以需求或利益作为亲密关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探讨亲密关系科学的有关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种研究范式。     

进城务工人员婚姻家庭亲密关系疏离问题研究

进城务工人员在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却面临着与子女甚至配偶分隔两地、基本亲密关系得不到满足的现状。长此以往,他们的生存状态及身心健康状况会受到很大影响。本文基于"差序格局"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对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现状进行分析,将他们的亲密关系分为四种形态,即"牛郎织女"型、"夫妻流动"型、"全家流动"型和"个体流动"型,并对每种类型的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从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和中介组织三个层面对农民工的亲密关系现状进行思考并给出建议。     

住房信贷会削弱“财富效应”吗?——基于CFPS数据对房产财富效应的再检验

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已有研究中得到佐证,在住房市场和住房信贷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讨论贷款购房带来的还贷经济压力是否抑制了房产"财富效应",在我国特有的消费文化和居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刺激国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在引入购房方式相关变量后对房产"财富效应"进行了再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住房"财富效应"广泛存在,是否持有住房、住房套数和住房价值对家庭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脱离购房方式,单一考虑住房"财富效应"不尽准确,在考虑了购房方式和待偿房款额变量后,发现贷款购房方式缓解了家庭预算约束,待偿房款额对住房"财富效应"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房奴效应"对于住房"财富效应"具有一定的削弱,但不足以抵消住房价值提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     

20世纪中期革命文学中母女传承的转型与家国关系——兼论女作家袁静及其作品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的社会和家庭变革强调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以及建立小家庭的诉求,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话语突出了儿女与父亲的冲突,创造了诸多"反叛女儿"的形象,但是母亲的形象往往晦涩不明,母女关系从"传统的"家庭到社会公共领域的转变似乎未被重视。本文认为,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正是革命女性身份转变的时刻,在五四话语中她们是反抗家长制、脱离家庭的女儿,但是从40年代开始,这些反叛的女儿们逐渐走入家庭,成为母亲,于是一些革命文学开始表现一种新的母女关系。尽管这种表现有着强烈的革命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仍然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表现出晚清以来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变革趋势。本文以女作家袁静(1914—1999)及其主要作品为例,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变革中的母女传承,考察女作家如何回应社会变革,如何重新定位女性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这种讨论,作者试图引出对西方的性别理论以及"男性化"的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员工工作 —家庭增益中个体繁荣的形成机理

笔者基于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融合的研究视角,以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中边界弹性的匹配为个体繁荣形成的起点,以工作—家庭增益为个体繁荣形成的纽带,以企业326名员工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对员工工作—家庭关系中个体繁荣的形成机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工作— 家庭关系中,不同边界弹性的匹配能够给员工带来不同的个体繁荣效应,工作弹性匹配正向影响家庭繁荣,家庭弹性匹配正向影响工作繁荣;不同工作—家庭增益的方向能够作用于边界弹性匹配与个体繁荣之间的关系,工作对家庭增益对于工作弹性匹配与家庭繁荣具有积极作用,家庭对工作增益对于家庭弹性匹配与工作繁荣具有积极作用.上述发现为中国企业如何在员工积极工作—家庭关系管理中实现个体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     

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

本文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并对上述中国观的形成机制作了反思性探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由此,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这既于我们的文化自觉无益,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     

中国农村研究：主位意识与具体进路

一 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值得注意。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案例"来检验西方某一范式是否具有普适性,其目的在于与西方学术界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把"中国"或"中国农村"纳入"全球化"标准谱系之中;另一种研究趋向是以中国农村为"材料"来论证某一"话语"是否具有正当性,其目的在于推销(或反对)一种"意识形态"(或价值理念),虽然他们说的也是中国农村,但是其真正的"关怀"、旨趣却在农村之外(准     

缺失的中国孩子

功利化和工具化是中国教育的两大顽疾。 当了父亲,突然对一句诗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中国,你生下来就老了。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父母像中国家长那样溺爱孩子，但中国孩子的成长史却是一部与家长的PK史。有西方教育专家将中国家长称为“直升机父母”——将孩子当成赌注，以爱的名义做掩护，去逼迫他们完成自己未竞的人生目标，而毫不顾及其兴趣爱好。而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又往往鼓励家长们对孩子们的公开绑架。     

“给脑瘫儿童一个温暖的家”——走进脑瘫患者救助人赵丽萍的生活

在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普通小院内,居住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大的28岁,小的不到2岁。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拥有更加天真无邪的笑脸和活泼好动的性格。但是因为脑瘫,他们惨遭父母的无情遗弃。在这里,他们重新找到了家庭的温暖;也是在这里,他     

房价对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应对策略

当前住房和房贷分别是中国家庭资产和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房价如何影响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本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信贷驱动型房价上涨会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使部分具有购房能力家庭通过配置房产跃升为财富水平更高家庭,增加负债家庭中高收入群体比重,促进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会提高新增购房家庭配置房产难度并引发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扩张的乘数效应,降低其财富分配权重,抑制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优化。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效果更强。收入驱动型和需求驱动型房价上涨能够提高购房家庭中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分配权重,起到改善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结构的作用。政策应对方面,“家庭负债收入比”可以作为区分房贷扩张“好”与“坏”的信号变量,盯住其对房贷供给进行动态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抑制具有潜在金融风险的“坏”房贷繁荣,也能保障家庭用于改善资产状况和提高效用水平的“好”房贷需求。     

我国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研究

我国老年人以非正式照料为主,妇女承担了主要的照料责任。政府减少对非正式老年照料的支持以及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会加重家庭中女性的照料负担。利用1997、2000、2004和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Ordered Probit模型来研究城镇已婚妇女照料父母及其自评健康的关系。在我国城镇,与不照料父母相比,照料父母的已婚妇女更倾向于报告较差的健康水平,并且"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概率减小,而"自评健康状况一般"的概率增大。应该关注日益繁重的照料责任,以及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给妇女的心理、身体和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式自杀：悖谬与出路——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本文是对吴飞先生近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梳理。中国的自杀现象呈现出与西方自杀极为不同的特点,根据西方理论衍出的各种解释和干预由此失去效力。该书在这一基本背景之下,基于田野研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框架,揭示出自杀现象背后深层的中国文化逻辑,以及西方观念对传统逻辑的冲击力量。在这一解读之下,中国自杀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孤立的课题,而须进一步探求现代中国文化中家庭新伦理的积极建成。     

发挥人口部门在家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从社会设置来说,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从功能来说,家庭是共同生活、儿童抚养、青年成长、老人供养、经济互助上最亲密关系的基本单位。从关系来说,家庭是由具有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生活群体。     

西方家庭养老的时代演进及其启示

希腊社会的主流家庭类型是核心家庭,通常父母在世时就与成年子女分割财产,家庭养老所依托的客观条件不稳固。当代西方社会不盛行家庭养老是其历史安排的延续。要确立看待我国家庭养老的科学立场,准确把握构建有中国特色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