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出口贸易的规模变化、结构变化与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呈现明显增长现象,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中国出口行业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增加值率变动均产生了负面效应。     

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构建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情况下的农业发展机制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农业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农业资本深化,进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业劳均资本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利用中国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业劳均资本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业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又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均资本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农业正处在资本加速深化时期,也即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基于此,在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加快农业资本深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     

农业劳动力转移、生产率提高与地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31个省份的比较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间配置的结构效应,以及农业等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增长效应。文章利用指数分解方法,对1978—2019年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力和生产率数据展开分析,尝试探究不同省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能所在。结果显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不同程度下降,但部分省份农业相对于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上升;第二,从结构效应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劳动力结构效应对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带动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受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等因素影响,多数省份结构效应增势正在减弱;第三,从增长效应看,“十三五”时期各省份全员劳动生产率背后的增长效应继续提高,东、中部增长效应总体更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较高省份则集中在农业大省。从农业视角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仍有促进作用,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中长期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所在。     

能源消费困境：促进工业增长与阻碍结构调整并存——生产要素贡献和能源强度分解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能源消费的增长会促进工业产出的增长，但也会阻碍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利用中国2000—2014年工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相关数据，测算能源消费和其他要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并运用LMDI能源强度分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对工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特征，能源产出弹性接近同期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要素贡献则表现为“资本和能源为主，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为辅”；工业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下降幅度趋缓；工业能源强度的降低得益于各行业普遍的技术进步，但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能耗已越来越难；工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高耗能产业增加值比重不降反升，结构因子对能源强度降低具有负作用。因此，未来要进一步降低工业能源强度，必须重点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升级，减少工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视角对中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动原因进行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之间互为因果：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会使农业边际产出下降,降低农村劳动者的保留工资,制约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而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会使劳动者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低技能劳动者比例,加剧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程度。因此,减弱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是稳定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     

我国省区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劳均资本存量关系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和劳均资本存量上升是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根本要求。本文搜集并利用近二十年相关数据,计算了我国各省区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与劳均资本存量。分析发现,各省区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急剧下降、劳均资本存量迅速增长,劳均资本存量与就业结构变化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资本存量上升促进了就业结构优化;省区之间就业结构、劳均资本存量差距很大。因此,政府应采取均衡投资战略,避免资本过度集中;发达省区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产出效率;中西部省区则应加强资本积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劳动力就近转移。     

产业政策一定有效吗？--基于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源于对政府与市场角色的不同认识,产业政策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利用政策偏度来测度产业政策中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用ＤＥＡ方法测算３５个工业行业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并通过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的实证分析考察中国产业政策的效应。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政策只能对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加速或迟滞作用,产业自身的发展潜力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中国的产业政策担负着保就业和促增长的双重使命。     

我国工业行业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研究

效率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评价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是分析资源是否流向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行业.借鉴Jeffrey Wurgler(2000)及经济增加值(EVA)方法,对2002-2005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36个工业行业的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与我国工业行业价值创造能力总体上呈现出较低相关性,配置效率较差.提出了加强行业运行机制的研究,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等政策建议.     

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分行业实证分析

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     

我国金融机构行业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研究——基于EVA方法的面板数据分析

效率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评价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是分析资源是否流向有价值创造能力的行业。文章借鉴Jeffrey Wurgler(2000)及经济增加值(EVA)方法,对2002-2005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在36个工业行业的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与我国工业行业价值创造能力总体上呈现出较低相关性,配置效率较差。文章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渤海区域劳动就业状况研究

环渤海区域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城市劳动力供给趋于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上升;劳动者身体素质不断提高,但文化素质结构发展不平衡。从劳动力需求来看,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波动较大,第三产业存在进一步吸纳就业的潜力,但吸纳就业的空间并不乐观。对环渤海区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预测表明,到2020年,该区域劳动力供求差额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促进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是环渤海区域尤其是山东、辽宁和河北三省解决就业问题应努力的方向。     

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化劳动要素配置问题探讨

劳动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其配置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优化劳动要素配置的过程。优化劳动要素配置包括劳动力总量提升、结构优化以及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改善。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及劳动力总量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总体上而言,我国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在不断提升;而近年来,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出现了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劳动力报酬份额持续下降,以及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与局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措施予以解决,以不断提升劳动要素配置效率。     

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分析

一、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主要类型 1、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的主要类型。它是指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职业、技能、产业、地区分布等方面的不协调引起的失业：此时，劳动力的流动不能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动，有效社会岗位总体结构与社会现存的有效就业和求业人口的专业结构发生错位，同时社会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素质的要求与劳动者现实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掌握程度也不相适应。     

工业扩张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政策分析

阿瑟·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只有在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没有工业持续快速的发展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农业劳动力就不可能减少。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1952年以来,我国工业部门并没有在工业化过程中承担起解决就业问题的重任,同时也影响了工业本身的发展。因此,实施促进工业扩张的政策是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构建了GVC就业效应分析模型,对中国参与GVC不同模式的就业拉动量进行测算,并通过结构分解法分析不同参与模式下拉动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后向参与率高于前向参与率,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及服务业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主要以后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是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拉动行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对总体和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拉动能力最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强;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是就业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量受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较小,后向参与模式中,国外增加值率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云南工业能源消费的效应分解分析

能源消费分解是研究能源消费变动影响因素的一种常用方法。利用LMDI方法对云南省1997—2006年间的工业能源消费变动情况进行分解，将能源消耗增长的总效应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计算的结果显示，云南工业能源消费的结构效应与效率效应，两者正负相抵消，使得总效应和产出效应相当，结构效应几乎消耗了效率效应节约的全部能源。建议政府构建“能源分解指数体系”作为制定能源政策的依据。     

产业结构高速的就业效应：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206个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特别是增量结构的快速调整对于城市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在各行业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就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基础部门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而农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升对于我国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     

浅谈我国就业压力产生的原因及缓解的对策

就业问题既关系着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叉影响着社会秩序以及政局稳定.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镇居民就业难.导致就业压力大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供大于求、结构性失业突出、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就需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就业观念,同时政府要发挥相应职能,加速小城镇建设.     

中、日、韩中间品出口的就业效应

伴随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中间品贸易大幅增长,这对各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建立多地区投入产出模型（MRIO）测算并比较中日韩三国中间品出口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中间品出口的就业需求效应显示,中国创造就业需求最多,韩国需求增速最快;就业技能结构效应显示,日本就业技能结构效应在考察时段内保持平稳,韩国出现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效应,中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升级趋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现逆转;就业产业结构效应显示,日、韩均呈第一产业占比最低、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中国产业结构效应的特征与日韩显著差异化;就业效应的行业间比较显示,日本多个行业中就业需求出现了绝对数量下降,韩国中间品出口创造就业在多数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大幅提升,中国中间品出口创造就业占比在多数行业低于日韩水平,交通运输业是一个例外。     

劳动智能化改善了劳动者就业质量吗？

劳动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质量,而且对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个体问卷数据的分析发现：相比劳动还未智能化的劳动者,劳动智能化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就业质量,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劳动智能化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劳动智能化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提升样本个体的就业质量;劳动智能化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对男性劳动者、35岁及以下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改善作用较强;劳动智能化对就业质量的改善受到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调节,即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提高会强化劳动智能化的就业质量改善效应。因此,在积极推进劳动智能化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和非认知能力以增强劳动者的智能化适应能力,还应特别重视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充分发挥劳动智能化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