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异质性与管理层薪酬契约效率

以管理层异质性作为概念基础,对管理层薪酬契约的决定效率和激励效率实施了联合检验.研究表明,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合谋"使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多地满足了董事与高管的个人偏好而不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董事与高管以超额薪酬方式共同分享"企业租金"的行为导致管理层薪酬契约偏离了最优契约标准.此外,董事与高管"合谋"对管理层薪...     

基于个人特征的CEO薪酬决定研究综述

影响CEO积极性和能力发挥的关键因素是CEO的薪酬安排。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流学派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认为CEO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有很大相关性。但是实证分析发现，CEO薪酬和企业业绩间只有很小的相关，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中的CEO薪酬现象。从个人特征角度分析CEO薪酬决定因素是近年来西方研究的一个新视点。基于个人特征的CEO薪酬决定应考虑基准因素与权变因素。个人特征也仅仅是影响CEO薪酬的一个方面。     

薪酬差距能否激励高管——基于高管交易行为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交易为切入点,考察公司内外部薪酬差距对高管的激励作用,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薪酬契约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与高管交易数量正相关,外部薪酬差距与高管交易数量负相关,说明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对高管有负向激励作用,正向外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高管交易行为,负向外部薪酬差距导致高管交易行为加剧。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内控水平提高能够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作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能够减弱内部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加强外部薪酬差距的正向激励。上述经验证据表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善,经理人市场流动机制和声誉机制更加健全,薪酬差距对高管的正向激励增强,抑制了高管利用公司内部信息损害股东利益的交易行为。     

零售企业薪酬满意度维度及其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以北京大型连锁超市为样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零售企业薪酬满意度三维度结构,即薪酬结构与管理、薪酬水平、员工福利,说明薪酬满意度测量维度因样本不同而有所差异;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薪酬满意度三个维度及个人特征变量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发现薪酬结构与管理满意度、薪酬水平满意度、员工福利满意度、年龄和职位对离职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对离职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性别、工作年限对离职倾向无显著影响。     

“有求必应”还是“求而不得”——薪酬信息披露、寻求偏好与员工工作重塑

基于薪酬激活理论提出的研究框架构建跨层次的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模型，利用对119个团队、404名员工的三阶段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薪酬信息披露与薪酬信息寻求偏好的一致性程度对员工工作重塑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薪酬信息披露与薪酬信息寻求偏好的“高—高”与“低—低”一致性通过激活员工的趋近动机而增加其趋近型工作重塑行为，薪酬信息披露与薪酬信息寻求偏好的“高—低”与“低—高”不一致通过激活员工的回避动机而增加其回避型工作重塑行为。团队差序氛围可以强化由薪酬信息披露与薪酬信息寻求偏好不一致激活的回避动机对回避型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     

个人激励与团队激励的选择

薪酬激励作为企业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将产生直接的影响。文章论述了个人激励的优势与团队激励体系的发展,强调无论是选择个人激励体系还是团队激励体系,都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的设计与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问题探讨

本文以人的需要与行为激励为切入点,探讨企业应如何根据人的需要层次开展行为激励,提出了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薪酬福利制度等激励方法,试图最终在协调企业目标与个人需要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目标协调与激励相容.     

企业宽带薪酬体系探析

在国际企业界,传统的以等级为特征的垂直型薪酬体系逐渐被水平型的宽带薪酬体系所取代。宽带薪酬具有支持扁平型组织结构、引导员工重视个人技能增长等特点。把握宽带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完善员工技能评定与业绩考核等是实施宽带薪酬体系必须关注的问题。     

基于个人特征的CEO薪酬决定模型

主流学派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认为CEO薪酬与业绩之间有很强相关性。但是实证分析发现，薪酬业绩间的敏感性只有5％，并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中CEO薪酬现象。从个人特征角度分析CEO薪酬决定因素是近年来西方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本文以西方理论为基础，运用因素分析法，着力构建了基于个人特征的CEO薪酬决定模型。     

上市公司职工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及税务筹划

现代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企业经营者为了满足个人或公司短期利益,可能做出损害公司或股东长期利益的行为。为了防止经营者这种行为,股东对经营者进行长期激励和监督约束,使企业经营者注重公司长远发展,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和公司可持续发展。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政策越来越被广泛采用。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涉及职工薪酬、股东权益和金融工具等具体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特殊性。我国目前关于股权激励的相关税收法律尚不健全,公司、个人整体税赋较重,税务筹划很有必要。     

论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从诚实信用原则视角分析

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现代司法实践的发展使得司法规制成为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主要方式。对格式条款司法规制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判断格式条款是否为合同之条款、解释格式条款之疑义、认定格式条款之效力来进行。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关于新准则借款费用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我国最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进行了重新规范,新准则关于借款费用会计处理的规定将对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带来很大影响,本文将通过对比新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来探讨有关借款费用会计处理的一系列问题,并将针对新准则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变化对固定资产会计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是企业固定资产会计的基本规范。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总是处在不断地调整和修订之中。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从2007年开始率先在上市企业中执行,文章从作业的视角,探讨了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变化对固定资产会计作业对象、内容、标准、过程、结果等方面的影响,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种变化,并按照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的要求,规范地提供有关固定资产的会计信息。     

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估计与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广泛关注。运用恩格尔定律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恩格尔系数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了更好地评价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尝试采用多个指标,以2005年中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现有数据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归纳出有经济意义的代表性因子对中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与恩格尔系数相比,在因子分析法基础上对居民生活水平的评价能更好地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     

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是潜藏在人们意识里的客观存在，是潜在旅游市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探讨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能为旅游需求的预测和旅游目的地的营销提供参考依据，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价值。以长沙市区居民的随机抽样数据为基础，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分析方法从人口特征和现实旅游消费水平两个方面探讨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沙市居民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较高，意向性旅游消费水平与学历结构、家庭人均月收入、现实旅游消费水平正相关，但年旅游意向花费在性别、年龄和家庭结构方面出现分异，单次旅游意向时长与性别、家庭结构无关。     

论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领域乃至诉讼法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人民法院都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在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乃是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理性选择,因此需要尽快通过立法修改等方式予以协调解决。     

高职《现代饭店管理实务》课程教学内容的构建

现代饭店管理实务课程改革是以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思想为指导，以岗位技能及标准、行业规范及标准的训练为主要内容，开展课程教学设计、实施方法的实践研究，转变教师观念，提升教师实施新课程的教学能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实施专业教学。建成具有工学结合特色的课程体系。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问题在司法实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并无证明标准的立法,法官把握证明标准尚处于非理性和低层次状态。应坚持法律事实观,排除非法的证据材料,承认诉讼证明的相对客观性和主观性,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     

论贸易政策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及反倾销的不合理性

目前，国内学界对反倾销的合理性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合理性问题是一个评价问题，合理性评价的前提是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国内学界在对反倾销合理性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忽略了这一前提，即没有给反倾销合理性确定一个比较明确的评价标准，这就使这种评价失去了依据。文章从合理性的含义出发，提出了贸易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三个评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反倾销的不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