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发现：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数字金融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存在“东强西弱”特征。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差距总体上呈现前期缩小后期扩大的发展趋势。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聚集效应呈增强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已经分别形成耦合协调度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从轻微失调上升到勉强协调阶段，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东西部差异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部水平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曲线不断向右移动，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波宽增加，波峰降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动态演进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差异；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主要集中在“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共同富裕两个基本维度，分析各省份富裕度与共享度协调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差异，并探讨制约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东部高—中部与东北居中—西部低”的空间差异特征显著。其中，北京、上海、浙江为东部标杆，湖南与重庆是中西部共同富裕领先省份；富裕与共享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但西部地区仍有50%的省份处于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的阶段；创新动能不足、精神富裕度偏低、城乡和区域教育资源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障碍。因此，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协调富裕与共享的关系，通过优化创新资源布局、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盟建设、深化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与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等方式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与城乡融合机制缩小区域及城乡发展差距，以“提低扩中调高”为目标完善就业创业、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以生产生活绿色化和低碳化转型促进生态高质量发展。     

中国省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时空耦合研究

在阐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益之间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整体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良性协调耦合阶段还有较大差距;耦合协调类型以低度协调为主,中高度协调的省份数量不多,均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耦合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而耦合协调度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将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可以对研究区域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9—2014年全国31个省市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子系统的创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呈现波动上升和缓慢增长的趋势,并且一直滞后于企业。(2)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空间分异显著,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东北和中部地区处于中度耦合协调状态,而西部地区则徘徊不前。(3)政府扶持程度、产学研联系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国有企业比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与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加权法进行测度,并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时空跃迁法、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2011—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数字经济整体上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较难实现跃迁;全国及区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空间因素可加速其收敛,收敛速度呈东部、西部、中部地区依次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视角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择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分析各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通过关系判别特征发现生态林业发展相对滞后。（2）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部、东部、西部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3）城镇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决策、交通便捷程度对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驱动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布局及其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与专利国际分类号的对应关系获取了2003—2018年数字经济的专利产出数据，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在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形成集聚分布的格局，集聚程度呈降低趋势。(2)莫兰指数及空间计量的结果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规模和活力具有较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3)结果证实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富集、数字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赶超机会，未来相对落后地区高质量发展还要更多关注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类型

从经济发展、城镇化、经济效益、居民生活、外向度和区域联系等6个方面,构建了地级单元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测算了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协调度,并依据综合发展、协调度指数,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综合发展及其6个子系统指数、协调度指数、发展类型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综合发展和协调度指数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形成若干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胡焕庸人口分布线沿线及其西北侧,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弱、阶梯状减弱的空间格局;较高水平初级协调型以上的城市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发展水平以下的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轻度失调型和中度失调型。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协调性研究

将创新划分为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3种类型,构建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比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3类创新发展水平,并测度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3年间我国东部地区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主要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创新之间的协调作用程度处于濒临失调或勉强协调阶段,东部地区创新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各地区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应重视产业创新、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匹配性与协调性。     

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区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引入耦合理论,分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其中,R&D活动和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两者影响显著;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从低耦合阶段逐步进入磨合阶段或者高耦合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整体上东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针对耦合现状,提出当前仍需不断优化要素配置、调整政策侧重点、加强区域协作等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元宇宙与数字文娱产业的时空演进和协同创新

元宇宙为数字文娱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应用价值，数字文娱产业链具有艺术创新性、交互体验性、技术附加性，与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物联网、XR等底层技术应用高度契合。文章旨在对我国元宇宙和数字文娱产业发展现状的系统把握基础上，结合我国31个省（区、市）相关行业注册企业数据，参照耦合协调度从时间和空间演进两个维度对二者在动态发展中的联系和变化进行剖析。研究表明：（1）元宇宙与数字文娱产业在空间上具有耦合协同效应，且在数字文娱产业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2）耦合协调度在发展前期曲线上升，随着时间增长趋于定值；（3）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地区与该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具有一致性。最后，针对未来不同地区在元宇宙背景下数字文娱及相关产业的协同创新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时空耦合及空间效应研究——以松花江流域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松花江流域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与人口集聚系统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系统综合水平指数变化趋势、耦合协调的时空异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大体平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较为缓慢;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随时间变化呈平稳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说明松花江流域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系统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集聚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由空间杜宾模型以及效应分解可知,投资调整、政府能力会对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对于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没有起到预期正向作用。     

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性研究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经济发展能力、协调发展能力、科技支撑能力、环境治理能力和对外开放能力5个维度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关系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2007-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省际间绝对差异呈逐年扩大态势。(2)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科技支撑能力和对外开放能力贡献率较为突出,经济发展能力和协调发展能力虽增长速度较快,但仍是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另外,沿海省份在五大维度中的优势与不足各不相同。(3)中国海洋经济总体耦合协调度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呈现出“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3个阶段,但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较大,与“优质协调”等级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

就业质量的优劣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又对就业质量存在多维影响，二者表现为动态相关关系。通过构建就业质量与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进行测算，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相关分析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趋势展开预测。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质量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出显著正向空间相关；目前大部分省区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尚未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未来应加快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同频共振”,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补齐地区发展短板，强化区域合作，尽快实现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在更高水平上的共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