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退出威胁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实证分析

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除了通过"用手投票",还可以选择"用脚投票",采用退出威胁的方式最终达到治理目的。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本文利用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在除控股股东之外还存在其他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并基于股票收益率和上市公司透明度进行异质分析。研究发现: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显著降低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并在股票收益率高和上市公司透明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创新效率

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研究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信息透明度和融资约束是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且当企业为非国企或工业企业、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高、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对股价越敏感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创新效率促进作用越明显;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提升创新效率提高了企业价值.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影响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吗?

基于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文章考察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且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退出威胁可信性高、非“四大”和分析师关注少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审计投入与经营风险在非控股大股东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基于非控股大股东性质的拓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非控股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的投资角色定位

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研究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的投资角色主要表现为“治理”，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细分后发现，网络权力高的非控股股东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并抑制企业的投资过度；影响机制的检验显示，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主要通过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以及投资机会的控制来缓解投资不足，从而提升投资效率；在企业股权融资风险较高、信息和法律环境较差时，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治理作用更突出。以上结论不仅丰富了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认知，对投资者和监管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控股权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

经关联关系修正后的国内上市公司实际控股权及其全流通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控股权比例与托宾Q代表的企业价值构成开口向下的"倒U型"关系,即首先是正相关的积极效应,然后是负相关的消极效应.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很微弱的负面影响,表明他们对控股股东只存在很微弱的制约关系,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上市公司股份实现全流通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影响,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企业价值相比未实现全流通前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提升.     

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冲突、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的交互影响

中国的资本市场,控股股东普遍存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使得控股股东有通过非效率投资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动机,公司治理是制约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减少非效率投资的重要机制,公司治理是否能很好地抑制大股东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受到大股东持股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分析式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会弱化利益冲突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利益冲突也能抑制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实证检验的结果基本支持上述结论,公司治理会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而公司治理的抑制作用在大股东控制权较低和不存在两权分离时表现更好。     

连锁股东与企业金融化：协同效应抑或合谋效应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尤其表现为抑制企业基于投资套利动机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文章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连锁股东在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和监管部门加强企业金融化监管以及引导经济“脱虚返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发现,网络权力通过嵌入效应和治理效应提升风险承担水平,其中,信息和资源的嵌入效应以及对控股股东掏空和管理层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治理水平不足;非控股股东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提升了融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研发投入增长的加快.本文对风险防范并规范企业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多个大股东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抑制作用

本文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时,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更低。在采用公司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双重差分分析等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细分产权性质后研究发现,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本研究为保证股权质押缓解融资约束的同时,预防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爆发风险提供了有益参考。     

大股东控制下的“隧道行为”探析

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的原因、方式及其危害,并从公司治理入手找到适合防范与治理"隧道行为"的措施,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控股大股东的"隧道行为",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     

控股股东控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过度投资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严重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政府性质,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从公司过度投资的视角对管理层激励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2004-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及其性质对于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管理层持股激励都起到了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而且,公司的政府控制性质在弱化管理层激励抑制过度投资作用的同时,还会强化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负面影响。考虑股权分置改革影响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改强化了管理层激励对于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同时又弱化了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对管理层激励治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现有文献关于管理层激励与企业绩效关联的结论分歧提供新的解释,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以及切实改进管理层激励契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从新的视角为我国股改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     

共同大股东与投资组合高管薪酬激励——兼论公司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

股东目标是高管薪酬契约的基础。随着以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共同大股东日益增多，现有以单个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薪酬契约理论已难以全面解释资本市场中高管薪酬倒挂现象。本文提出高管薪酬契约的“横向持股共谋理论”,即与以往基于单个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不同，共同大股东会基于其投资组合整体价值最大化目标与公司高管签订薪酬契约，以此产生两者的“共谋效应”。本文利用共同大股东投资组合上市公司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共同大股东的存在不会提升高管薪酬对其所在的单个企业业绩的敏感性，但提升了对共同大股东持股联结形成的投资组合整体业绩的敏感性，初步证实了“横向持股共谋理论”适用于中国资本市场，并发现负外部性机制和大股东权力制衡机制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影响机理，委派董事是共同大股东“共谋效应”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检验表明，共同大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共谋效应”在市场势力较强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较为明显，且共同大股东显著提升了持股企业高管薪酬。本文不仅拓展了薪酬契约理论和共同大股东研究，也为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破产威胁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5-2009年陷入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债务融资在两类产权性质企业中的破产威胁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产权控股企业,私有产权控股企业的债务总体上更能够发挥破产威胁效应;商业信用在两类产权性质企业中均未能发挥破产威胁效应,而银行贷款在私有产权控股企业中更能够发挥破产威胁效应;短期债务在私有产权控股企业中更容易发挥破产威胁效应,而长期债务在国有产权控股企业中更难以发挥破产威胁效应。     

控股股东代理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产生,并重点分析了股东代理问题对公司行为中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东代理问题从两方面影响着公司治理的效率,控股股东代理既存在正面的激励效应,更存在负面的侵占效应。     

控股股东代理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产生,并重点分析了股东代理问题对公司行为中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及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东代理问题从两方面影响着公司治理的效率,控股股东代理既存在正面的激励效应,更存在负面的侵占效应。     

控股股东控制权、两权分离度对财务业绩影响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多采用股权集中治理结构,公司控股股东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得控制权,产生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本文以上证A股2011-201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控股股东控制权、两权分离度对财务业绩的影响,同时考察企业股权性质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权与财务业绩显著正相关,国有企业性质会显著抑制这种正相关关系;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财务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能力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深刻冲击企业资产配置决策,从而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构建演化博弈理论模型研究企业金融化过程及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IV-GMM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能力,金融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越低。且该影响因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不同而存在差异,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金融化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相对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对企业主营业绩具有负向冲击,不利于其长期成长。因此,应优化创新激励政策以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避免企业过度金融化。     

上市公司价值取泱于治理水平

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价值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描述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八个变量中，公司的股权结构变量(如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其他大股东的持股量及控股股东是否国有股)和外部法律体系及市场环境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净率与G指标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则表明。投资者愿意为治理水平较好的上市公司付出一定的溢价。     

终极控制、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支出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以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作为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一致程度的代理变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普遍存在。对于国有终极控股公司,这种敏感性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降低,同时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也体现了终极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与侵占效应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且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抑制国有终极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更可能面临着融资约束,但尚未得到严格的实证支持。     

刍议股东大会事项的新表决方式——资本民主与股东平等

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怎样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是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但是,在不同经济实力的公司中都会存在所谓相对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由于公众持股,股权更加分散,中小股东的数量巨大,这种大小股东的差别会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害关系便成为治理好公司的关键所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股东大会投票方法——股东一人一票制,作为对资本民主的一股一票制的补充,提升了小股东权力,限制了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