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借鉴Haddad和Aitkin的R＆D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对我国东、中、西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东部高技术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最强,中、西部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很弱,西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值。这说明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完全显示出来;整体上我国国内的R＆D劳动力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推动作用很小;FDI通过技术外溢提高我国高技术行业的现有技术存量,提高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我国FDI与房地产业关系的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我国FDI与房地产业发展、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外商投资流量与我国房地产价格高度相关,应当谨防境外＂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文章最后对为防止境外＂热钱＂对房地市场的冲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协整分析

在对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比较分析基础上,利用1986年至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二者的长期协整关系,探讨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过程。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非常显著。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时空差异?——对西部地区不同时段和区域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受FDI流入特点和东道国自身状况的影响,因而会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差异。实证分析表明：1999—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其中,1999—2004年影响并不显著,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的不同区域,“经济圈”地区和西南地区有挤入效应,而“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表现出中性效应。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引入力度,尤其应提升“非经济圈”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促进外资的技术溢出。     

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用生产函数的衍生模型分别对中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在东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引起的.     

基于VAR模型的安徽省FDI与GDP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选取安徽省1985年-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建立VAR模型,对安徽省FDI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互间的影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大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FDI与GDP具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GDP增长对FDI的增长并未有明显推动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西部地区则递次减少。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结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保持一致，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东道主生产效率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成立，在中部地区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扩展东道主生产边界的假设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不成立，在中部不显著。     

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基于2001—2012年中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显著因素,且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适宜的信贷密度与之相匹配;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带来不利影响。     

FDI、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协整、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1983—2006年间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GDP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表明,进口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影响,说明进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更主要的力量。     

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都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而且入世后较入世前更加显著。我国应继续遵循自己的路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联动效应

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使得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构成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构建Structural-VAR-MVGARCH-BEKK模型,从均值（一阶矩）和波动（二阶矩）两个层面考察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产出、通胀、货币供给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均值层面上,房地产价格对产出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对通胀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与货币供给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在波动层面,房地产价格与宏观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波动关系紧密。     

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东、西部地区各1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采用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 I、人均GDP、职工人均工资、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五个因素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素;滞后一期的FD I、滞后一期的GDP和政策因素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东部地区保持自身优势、西部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吗？

使用2002~2007年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要素重配的影响,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从分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入效应、在位企业要素重配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退出效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基于空间异质性的中国能源消费强度研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视角

本文基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市场调节机制的视角分析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采用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经典OLS方法无法模拟地域间各种影响能源强度的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能源资源禀赋与能源强度成正比关系,但GWR回归弹性系数差别很小;工业和重工业弹性的省域间差异性十分显著,是能源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消费强度,但从系数来看,地区间略有差别;在市场调节机制下,能源价格变量在统计上不够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有力地降低了能源强度,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作用较大,而对外开放对东部沿海地区影响较大。本文研究结论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与地区差异 —基于287个地级市2005-2010年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方法及结构方程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东西部地区差异和城市间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受地区区位因素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内生性,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出口贸易与利用外资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该战略旨在恢复实体经济活力,提高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以美国再工业化对与之有重要经贸关系的中国带来了多重影响。本文主要从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考察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显著滞后的正向影响,而且国内经济状况和信贷增长也是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采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2）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存在于东、中部地区,在西部为负效应,说明要素拥塞和“路径锁定”效应存在。（3）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合理化水平提升,科学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级化有促进作用。（4）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中具有相反作用,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工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高级化则受市场化程度、消费水平、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