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

农民工因收入水平较低而备受社会关注,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众多,以往研究忽略了户籍地差异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来解读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33%;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户籍地差异解释了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33.5%。     

收入分布、户籍地差异与城镇居民牛肉消费——基于广义双栏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追求高质量增长模式的新时代,以牛肉为代表的优质畜产品逐渐成为城镇居民餐桌上的新宠,文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牛肉消费的收入阶层异质性和户籍地差异特征,并模拟分析了收入分布变化对不同户籍类型家庭牛肉消费的影响。[方法]运用广义双栏模型,基于国家统计局的6省区城镇住户微观调查数据,识别了牛肉消费的影响因素并估计了不同收入阶层的牛肉需求的收入弹性,最后基于收入弹性和收入增长率模拟分析收入分布变化的影响效果。[结果]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畜产品消费结构的升级,未来牛肉需求将会不断扩大;户籍地差异会对居民牛肉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牛肉消费需求,但收入的增长可弥补部分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差异;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增长模式能够显著增加居民牛肉需求,尤其是提升农民工群体的收入。[结论]未来需要继续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应对牛肉需求的激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     

竞争或互助: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差异识别

基于兰州市923位农民工的调研资料,本文着重考察了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差异——是竞争性关系还是互助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在"关系构建—建立信任—实现合作—资源共享"这一收入路径中,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关系存在差异性,其三种表现为一是外地与本地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二是外地农民工之间存在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表现出负向冲击作用;三是本地农民工之间呈现互助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测量与分析——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

本文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探究了中国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规模、程度、空间分异及其内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贫困类型以消费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为主,同时相对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进城农民工家庭抵御外部因素对收入冲击的能力远弱于抵御外部因素对消费冲击的能力,此种情况在中部地区尤甚。中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维贫困最轻微,而西部地区最严重,且随着贫困维数的提高,相应维数的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分维度和区域考察,教育维度贫困是造成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健康维度贫困只是导致东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生活方面的卫生厕所、沐浴设施、炊用能源以及资产数量等维度的被剥夺情况最严重。经济落后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种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的最高维数并不必然高于经济发达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同n维(1≤n≤8)贫困发生率之和相近,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此外,进城农民工家庭收入(或消费)贫困与多维贫困属于互补关系,二者兼具差异性和关联性。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人力资本、低就业层次和低收入是农民工转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年轻的、未婚的、进城年限短的、受教育程度低和未培训的、低收入的农民工倾向于行业内工作转换;高收入、自己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进行行业间工作转换。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内工作转换对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内在原因在于,企业年资的累积效应不明显,而在行业内持续从事性质一样的工作,由此累积的资历在农民工市场中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提高效应。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粮食价格及收入变动对国民营养影响分析

本文以粮食中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为研究对象,利用差分需求方程,估计营养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以考察粮食价格及收入变动对居民营养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变动对居民营养需求影响不大,粮食是居民基本营养来源。稻谷和小麦主食类粮食价格变动对居民营养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价格变动将使其反向调整对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需求,玉米和大豆非主食类粮食价格变动则影响较小。     

正规借贷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了吗?——基于PSM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收入增长效应视角阐释了正规借贷影响农户家庭消费的机理,基于山东省622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剖析了农户参与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测算了正规借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影响效应,比较了影响效应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下的组群差异,并采用T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效应视角下正规借贷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亲友供职于信用社或银行、家庭资产、对正规借贷的了解情况、未来三年融资需求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正规借贷;正规借贷会促使农户家庭总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别显著提升82.1%、164.3%和71.1%,对生产性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生活性消费的促进作用。组群差异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年龄段与受教育程度的户主,正规借贷对户主年龄处于45～55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农户获取正规借贷后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农户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得以验证。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 优化乳制品消费结构、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保持消费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途径提升乳制品消费水平,加快乳制品消费转型升级,助力居民营养健康。方法 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城乡之间的因素差异。结果 （1）收入增长可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乳制品消费量,在利用IV-Hekit模型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增长可通过丰富乳品消费种类加快乳品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乳品消费频次形成结构化膳食两条路径增加乳制品消费;（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种类和消费频次的提升作用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结论 增加城乡居民对乳制品的消费,需引导居民形成多元化健康饮食方式,带动乳制品加工营养化高值化,推动地方特色乳业发展;强化乳制品消费引导和配送体系建设;组织实施低收入人群营养改善计划,保障弱势群体食物基本供给和营养不断改善。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