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腐败、税收寻租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税收的弹性空间使低成长率的企业能够借助吃喝腐败进行税收寻租以促进其成长,这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导致了资源误置。本文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吃喝腐败和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重税负阻碍企业成长,吃喝腐败有助于缓解企业税负对其成长的不利因素。但这种润滑剂作用主要体现于低成长的企业,使其能在权力庇佑下继续生存,对高成长的企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解决税收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根据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进行的分样本研究发现,吃喝腐败缓解企业税负以促进其成长的润滑剂作用在中小企业和制度质量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结构性减税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释放企业成长空间的关键。     

西式民主变革与收入分配不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198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发展中国家视角考察了西式民主变革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变革导致其收入不平等显著恶化。并且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受到的挤压更加严重。在机制上,我们发现西式民主变革首先迫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农业转向制造业,收入不平等因此扩大,继而由于再分配政策偏向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恶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西式民主并非善治的代名词,开不出弥合贫富差距的药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时,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才是国家的长治策略。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及结构效应分析——基于1996-2010的制造业行业数据

基于三要素的成本函数,本文利用1996—2010年20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以能源、交通以及邮电通讯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部门的要素投入数量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基本设施投入不仅具有降低行业平均成本的作用,而且对行业成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劳动投入,要素投入更加向资本和中间品倾斜。     

政府干预、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基于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L生产率指数,测算黄河流域64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干预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显著门限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有利条件。     

基础设施援助与工业发展——来自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工业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无法优先投入建设基础设施来促进工业发展,国际基础设施援助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值得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我们探讨基础设施援助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背景。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考察了2000—2014年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援助对受援国工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基础设施援助能够显著改善受援国工业发展成果及发展能力,有利于受援国工人福利的提高,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受援国家中;第二,航空、通信类基础设施援助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第三,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及改善社会环境是基础设施援助促进当地工业发展的重要机制;第四,本文在微观层面识别了基础设施援助对于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本文结果体现了基础设施援助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世界提供了有关国际援助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中的同群效应研究——来自精准扶贫阶段的证据

在新发展阶段,企业参与是巩固拓展扶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环。文章揭示了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受到同地区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影响。竞争机制能够解释精准扶贫同群效应：行业层面,竞争更加激烈的行业精准扶贫的同群效应更加明显;地区（省份）层面,地区精准扶贫工作获奖传递了竞争信号,激励该地区更多上市公司模仿精准扶贫决策。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工作上起到了表率和引领作用,能够带动非国有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此外,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起到示范作用,行业内其它上市公司通常会追随行业龙头的精准扶贫决策。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上市公司平均异质收益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剔除金融行业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同群效应的影响结果来看,精准扶贫是可复制的扶贫模式,上市公司的模仿行为有利于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降低债务成本、增加销售,最终提升企业业绩,实现与贫困地区协作共赢。文章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存在诸多约束,应该充分发挥企业的同群效应,促进企业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CEPII—BACI数字化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2002—2021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变特征,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对其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共建国家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加强,核心—边缘结构弱化,但社团数量仍在变动,中国在贸易网络中尚未处于核心地位;共建国家的数字化产品出口贸易网络地位具有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空间溢出性和空间互补性;完善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其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地位的跃升,但对周边国家网络地位没有显著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两个途径影响数字化产品贸易网络地位。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计量分析——来自中国1985-2004年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根据对我国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总量生产函数的计算和检验,估计出各个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从而计量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最后得出结论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大,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应更加注重非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的教育与培训。     

交通基础设施、市场获得与制造业区位——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本研究通过构建制造业区位选择分布模型,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型指标--市场获得,并实证测算了我国省份层面的多层次市场空间;我国阶梯型市场获得的区域分布在近20年内并没有收敛趋势;通过拟合企业区位投资的泊松分布,利用1995-2007期间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区位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获得从不同层面构成了企业区位差异选择的动因,中间品市场获得对西部地区的重要性更大,在东部企业投资更注重最终品市场获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克服自然壁垒对制造业企业发展作用显著,其边际贡献率在东西部也存在差异,因而交通基础投资应在科学决策和区域协调下注重结构合理.     

外部监管、内部控制与企业经营风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年的数据,通过OLS回归、分位数回归和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内部控制、外部监管与企业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随着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内部控制对经营风险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显著。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同时对经营风险产生抑制作用,在降低经营风险方面是共进关系。当经营风险较低时,上市公司降低经营风险主要依赖外部监管,尤其是股东监管。另外,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经营风险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而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还没有起到降低经营风险的作用。因此,要想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强化外部监管应该双管齐下。     

地方政府腐败会影响私人投资积极性吗？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GMM分析

通过对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SYS-GMM估计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腐败对私人投资积极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腐败并非影响私人投资的最重要因素,但其负面影响超过了政府公共投资带来的私人投资挤入效应。私人投资对直接影响其成本收益状况的因素最为敏感。多种稳健性检验表明腐败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显著性和力度是非常稳定的。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今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这一政策战略转向为民营企业制造了无限商机。民营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挑战。这就要求民营企业敢于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争当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投资者保护、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2004年-2007年度非流通股交易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为样本,基于投资者保护角度研究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两权分高度、金字塔结构控制层级、控制链条及其复杂程度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显著正相关,金字塔结构实质上成为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传送带;进一步检验发现,投资者保护环境的改善在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同时,还能抑制金字塔结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正相关性。     

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措施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成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培育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构建公司股权制衡治理机制,加强中小股东的保护,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四个方面就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监管措施进行了探讨。     

中国周边地区经济竞合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合关系出现了新态势。本文认为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竞争与政治角逐是影响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积极推动和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既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挑战，又是营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战略措施。     

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理论界对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问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从东道国的视角在修改Hotelling(1929)、Kreps和Schleinkman(1983)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跨国银行新设投资和并购比较的博弈模型.本文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收购价格、垄断利润和新设投资的利润是影响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设投资的成本、东道国银行的技术水平以及东道国市场消费者剩余的大小都会对跨国银行投资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

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已然攸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但近年来频发的民营企业高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即使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基于此,文章从基层党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利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公司数据,作者发现：作为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治理安排,企业内部党组织的建立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腐败的发生,这得益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过程中的监督、协调和推动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还能够显著弱化高管权力集中以及家族涉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文章丰富了民营企业高管腐败和党建工作方面的研究文献,为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监督和约束高管腐败提供了实践启示。     

定向增发新股长期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2006年1月1日到2008年6月31日期间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股东财富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有正的长期股东财富效应。并且向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股东财富效应要好于向非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股东财富效应。这一研究对检验定向增发新股的政策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为研究样本,利用2003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饿罗斯及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除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也都具有进口促进效应;中国对饿罗斯及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要素禀赋、中国对其投资行业结构、投资方式以及东道国自身投资自由度等方面的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