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加快推进天津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研究

中心城市最为基本的功能，并不是消费功能，也不是生产功能，而是通过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带动整体发展的服务功能。2006年国务院对天津的城市定位是建设北方经济中心，这也就意味着天津不仅要构建“先进制造业高地”，更要构建“现代服务业高地”。在培育发展服务业进程中，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以适应带动周边地区乃至服务全国发展的需要。同时，我们也看到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     

加快重庆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西部开放型服务经济高地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城市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位置，有条件的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导航定位提出的“314”战略部署，重庆必须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建设西部开放型服务经济高地，有效集聚要素，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自身及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从工商业中心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     

提信心 补短板 促升级 着力恢复和扩大消费

<正>长期看，浙江消费稳步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增量空间依然较大；短期看，疫情“疤痕效应”、信心预期偏弱等影响消费复苏从“三驾马车”看，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尽管受新冠疫情较大干扰，“十四五”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仍接近60%，浙江消费增长贡献、最终消费支出占GDP均超过50%。长期看，     

城市群功能分工的金融集聚效应与影响机制

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之间逐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以及制造业向外围城市迁移的功能分工，并影响金融在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文章通过构建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并运用空间计量SAR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发展水平越高，功能分工水平越高，金融集聚程度越高；欠发达城市群分工程度较低，使金融资源由外围城市向中心城市集聚(虹吸作用),但是快速发展和发达城市群分工过程导致金融资源由中心向外围扩散(辐射作用);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干预会加剧欠发达城市群中心对外围金融的虹吸作用，同时抑制发达城市群中心向外围的金融辐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对外围城市的制造业进行支持而促使金融向外围城市扩散。因此，加强城市群功能分工和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弱化政府干预和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这是文章的政策含义。     

促消费 稳外贸 引外资 2023年重庆商务经济向新目标出发

<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以上,外贸进出口增长3%,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0%、达到20亿美元以上。”2月16日,重庆召开全市商务工作会,确定了今年重庆商务经济发展新目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虽然外部环境复杂,但重庆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重庆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没有变。”市商务委主任章勇武表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重庆接下来商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结合,是重庆加速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路径。章勇武介绍,今年,重庆将擦亮川渝两地“爱尚重庆”“蜀里安逸”等标志性消费名片,实现联动效应。重庆、成都商务部门将成立成渝双城消费服务联盟,联动举办成渝双城消费节等主题消费促进活动,打造成渝双城消费专属IP,不断增强“巴蜀消费”全球影响力、集聚力和带动力。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及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提升对区域经济增长将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考量其空间相关性,因此需要深入探析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文章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具有空间外溢性与空间关联性,不论是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对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与劳动产出对经济增长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作为资本与劳动集聚的空间载体,其通过资本与劳动的聚集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分空间区域检验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地区对其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虹吸效应,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对其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辐射及空间扩散效应。     

宁波中心城市发展中城市功能与空间关系处理

正确处理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相互关系对进一步增强宁波中心城市的集聚、融合与辐射能力，提高城市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宁波中心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合理布局城市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将拓展、整合中心城市北部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形成南北城市副中心，以迎合长三角区域城市互动需要和在区域城市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适时调整中心城市行政区划，有利于处理城市功能与空间关系。     

上海国企助力促消费稳增长

<正>全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上海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国资力量2023年6月1日，以“国潮四季美好申活”为主题的上海国资国企促消费行动第二季——“酷夏畅玩季”在上海锦江乐园正式启动。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经国务院批准，上海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上海国资国企全面发挥在促消费稳增长工作中的带头示范作用，     

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探究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关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议题。选取 266 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基点,精研人口、环境同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口集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存在空气污染的中介效应。研究逻辑框架表明,人口集聚、空气污染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人口集聚—空气污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解释机制。最终得出结论：人口集聚导致城市拥挤城市耗能和排放增加加重了空气污染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空气污染的存在削弱了人口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要更加注意短期内人口快速集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的制约,警惕人口过度集聚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由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升擢城市“温度”、拓展城市“宽度”、增益城市“浓度”、聚焦城市“密度”,引导人口在区域范围内合理适度集聚,形成人口集聚合理布局,以技术创新发展方式转变和生产率提升减轻人口集聚对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推动经济可持续绿色发展。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了2000-2012年中国大陆各个省际区域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同省份间的经济增长率空间集聚分布规律明显;考察期内的能源消费、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性;四种空间关系均会对经济增长及其空间相关性产生影响,其中几何中心距离关系影响最为明显;模型均显示出区域间的正向相关,而以空间固定时间不固定效应相关性最高。据此提出要结合区域间的能源禀赋、环境约束等实行差异化的政策,以保证能源、环境与经济的正向互动与协调发展。     

功能集聚区产业新高地——加快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集聚区是以某一服务产业为主体，相关服务产业相配套，产业特色鲜明，空间相对集中，具有资源集合、产业集群、服务集成功能，服务业集聚度达到一定水平的区域。服务业集聚区是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和产业增长点，也是一个城市服务业水平和能级的重要标志。     

产业集聚区需要理性建设

与江苏、广东等兄弟省份相比,浙江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还不够强,突出表现在服务功能不完善、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高、区域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不足等方面。产业集聚区作为依托城市经济和科技人才支撑的区域发展新空间,其目标是成为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相结合的示范区。目前浙江规划布局     

在创新中推进上海商业跨世纪发展

去年本市商业系统克服零售物价指数持续走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不利条件，推进积极的消费政策，促进和引导消费，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比上增长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商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商业贡献率有了新的提高。去年的工作，主要有五个特点：适应经济转型期消费市场的新趋势，加快商业结构调整，显示了初步成效；适应规模经济需要，加快连锁业发展，连锁企业竞争能力有较大提高；适应新经济挑战，大力发展现代商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传统商业和网络经济结合；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形成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适应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提高商业的综合服务功能，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构建安徽“三沿”城市经济圈 优化主体功能区布局——安徽城市经济圈发展的战略思考

按照区位相近原则规划的城市经济圈（带、群），如果缺乏强势的经济集聚中心和优势产业的支撑，这样的城市经济圈（带、群）则较多的具有地理空间的属性，而缺乏经济学意义的属性。构建城市经济圈，要致力于形成和强化投资热点效应，以热点效应集聚优质资源。城市经济圈是国土生产力布局的核心，必须与国土主体功能规划相结合。安徽应该按照一主、多次、立体型布局的战略思路，构建以沿（巢）湖经济圈为核心、沿江和沿淮城市经济带为两翼的“一个核心，两翼支撑”的“三沿”城市经济圈，形成多层次、跨越型、现代化的主体功能区布局，对外主打“三沿”城市经济圈一张牌，强化安徽城市经济圈在区域经济中的整体竞争、规模竞争、创新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优势。     

准确定位城市推动成都城市跨越式发展

建国后，成都这座古老城市曾定位为经济中心、服务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中心等，但现状却是：成都作为经济中心却总体实力不强，经济外向度不高；作为服务中心却层次不高，现代服务功能不强；作为科技中心却面临发展制约，科技、人才优势不突出；作为商贸中心却辐射范围有限，对区域经济带动不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中心却国际知名度不高，地位有待提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成都市也在组织谋划到20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长远发展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真研究、准确提出成都市的城市定位，对成都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空间分布，并利用回归模型探索空间分布的外部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具有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形成以合肥、芜湖为中心的核心集聚区域；安徽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集聚效应逐年增强，最终形成"一圈一群一带"的城市组群分布格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资金补贴、数字化服务商投入、产业园发展水平是影响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选择的主要因素     

理清思路加强引导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

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对我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我省的情况看,城市是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科技、人才的集聚地,也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信息化需求最为集中地地方。推进城市信息化,将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提升城市功能,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带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带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信息化的发展,并为领域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提供环境支持,从而带动我省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改进的区位熵测度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然后采用熵值法对各省域科技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实证发现：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分布情况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3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科技创新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起中间传导作用。     

建设消费中心城市的国外实践与启示

<正>打造具有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的浙江中西部消费中心城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建设消费中心城市已成为众多城市的政策共识。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爱华德·格莱泽(Edward Glaeser)表示：“随着企业变得更具流动性，城市想要保持发展增速，将越来越取决于城市作为消费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