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倾销中的内部性、外部性及产权界定分析

文章在对现有内部性和外部性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案例,综合运用外部性、内部性及产权界定理论分析了国际反倾销中的相关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倾销中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及其产生机理,与其反倾销法规中的产权界定不清、在处理反倾销案件时透明度不高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败德行为以及对反倾销的滥用等有关.针对上述问题,从实现最佳产权清晰度的视角,分几方面提出了解决负内部性和正、负外部性的相应对策.     

资源环境产权界定模式研究

资源环境产权界定是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前提性、基础性制度之一。产权界定不清,存在争议或边界模糊,就会给产权行使和交易带来各种障碍,导致产权交易无法顺利进行、无效率或负效率,给产权保护增加困难,浪费产权保护的行政和司法资源。同时,产权界定本身还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产权界定带有政策性和竞争性,政策倾向和竞争机制必然引导资源向资源利用效率高的领域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寻租论和公共选择论的原理,对资源环境产权界定模式进行分析论证,从而为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实践运用提供新的思路。     

浅谈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启示

西方新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对转型期我国政府有很好启示作用,为此,我国应采取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强化政府引导,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内部规制,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绩效评估,提高政府效能等措施。     

基于产权理论的内部控制本质研究

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内部控制框架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基于产权理论对内部控制的本质进行研究。产权的属性通常不能完全界定,这些不能完全界定的产权属性就会置于公共领域,从而引致寻租行为,内部控制的本质就是重新安排这些产权,以避免公共领域的产权属性被不当攫取。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经济学者们通常识别环境外部性并要求政府规制纠正这种外部性，但他们很少认识到规制本身带来的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治过程的一种结果，即指一部分人通过集体行动对另一部分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或收益）。在地方层次上，环境规制的外部性既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还体现在成本或收益的区间和代际溢出上。本文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这种外部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逃税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税收制度是政府调节公共物品的人际关系确定的一项准则,逃税问题是纳税主体在现行税收制度下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公共物品产权不清和税收制度不完善是逃税问题存在的根源。     

税收的补偿机理、特征与功效

在公共经济领域,公共品由公共机构(主要是政府)供给或资助供给。广义上,政府对导致市场失效行为的各种管理、规制服务,如外部性、规模效益递增、风险与不确定性、收入两极分化、信息不对称、非道德物品等,都属于纯公共品供给,即属于公共经济范畴。公共经济产品不能通过单纯的市场价格机制来补偿其成本,必须通过与公共经济相对应的“产权价格”机制,即税收来获得收入和补偿成本支出,达到公共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     

发展中国家反倾销行为的内部性、产权界定与政府规制

自加拿大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反倾销法规以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反倾销已成为许多国家标准的贸易政策工具,运用主体也从发达国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反倾销行为的频繁运用似乎已经超越了针对倾销的目标并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内部性问题。导致负内部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法规中产权界定不清晰,处理反倾销案件时透明度不高引致信息不对称问题和败德行为,对"滞留的公共资源"预期价值提高。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反倾销中存在的负内部性问题,一要实现最佳产权清晰度,二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中的政府规制。     

试从外部性分析生态旅游资源开发

外部性是经济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概念。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使旅游资源处于低效率或过度利用的状态，资源配置难以实现最优化。其原因主要有生态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和政府干预失灵。根据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解决生态旅游开发中外部性问题，政府应实行旅游企业配额制度，对超出配额的旅游企业征收一定数量的费用，进行产权改革创新以及政府立法干预。同时，树立旅游资源价值观，合理界定旅游资源价值，把环境与资源成本引入决策过程，使旅游发展建立在科学资源观基础之上。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理论依据;外部性同时也是一个含义丰富甚至"不可捉摸"的概念。以科斯、德姆塞茨、巴泽尔、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从产权、交易费用、公共领域、合约不完全等视角对外部性进行了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外部性理论的新框架。     

“公共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博弈中往往会出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使得公共资源产权界定不清,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必须对“公共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运用博弈理论中的Nash均衡和反应函数讨论公共资源低效率配置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这样才能说明环境资源保护的社会意义。     

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次优制度安排偏好分析

政府的制度安排服从于收益最大化目标是个动态优化的过程,它决定了国有银行绩效目标由社会目标优先逐步向自身绩效优先的转化。由于中央政府对公有产权保护的内在倾向性,强制性变迁方式下市场机制发育的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利益约束等,政府具有对次优制度安排的选择偏好。最终国有银行制度安排的优化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建设和政府市场角色的理性回归。     

不动产税制改革的产权瓶颈探析

不动产税是对不动产产权的征税,产权保护是不动产税制良好运行的法律基础。由于我国目前不动产产权格局是城乡二元结构、房地二元结构和城市多种产权性质的房产并立,致使房地产市场滞留多种产权问题。因此,不动产税的开征是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推进器,而产权保护则为不动产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环境。     

论名誉权保护视野之下的公众人物

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公众人物进入了公众视野。公众人物具备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并具有近用媒介的权利。公众人物在名誉权等人格权方面具有特殊性,需要准确界定公众人物的内涵和外延。公众人物只包括自愿性公众人物,而不包括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名誉权解决的是私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而官员的名誉权涉及的是公权利。公众人物具有私法属性,而官员则是具有公法属性。在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和机制下,对官员名誉权实现严格保护,而对公众人物名誉权则是差别保护。官员名誉权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行政权力干预,而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解决基本是诉诸于司法程序。     

专利权保护与限制的利益平衡论——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专利权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专利权保护的必要性和专利权保护制度的正当性.从专利权限制的法经济学分析,专利权权利限制的经济理性,在于明晰产权,遵循交易成本最低化的原则,调整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利配置关系,实现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均衡保护,谋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专利权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平衡、协调专利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使用和传播知识产品的社会利益.     

对我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是世贸组织法律制度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措施。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存在着诸多不足;理论界对于我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范围、反担保制度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和争议。应借鉴欧美国家立法、结合我国实际,修改和完善相关规定,以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     

加入WTO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TRIPS(与贸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涉及领域最广、保护水平最高、保护力度最大、拘束力最强的国际公约,其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争端解决机制。我国为了符合TRIPS协议的最低标准,在加入WTO前修改了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使之与其基本要求相一致;然而加入WTO后一段时间以来国外的企业纷纷向中国发难,导致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所以在加入WTO后问题频出,既有外界的因素,又有自身的原因,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并实施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宏扬自己的民族品牌。     

还权赋能：农地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以佛山市南海区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例

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村的重大问题,土地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土地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变,这其中涉及到土地权属、土地流转和土地收益分配等问题。本文以佛山市南海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例,试图呈现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代表意义的土地产权改革过程。我们从中发现,南海的农地产权改革实现了从最初农地产权权能相对单一、模糊和残缺的土地产权形态到产权权能相对多元、具体和丰富的产权结构形态的转变。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 Moral Crossroads Between Health and Property

The moral just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often called into question when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 and global health concerns. The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both John Rawls and Robert Nozick provide an excellent ethical framework from which such questions can be clarified. While Nozick upholds an individuals right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based upon its conformation with Lockean notions of property and Nozicks ideas of just 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Rawl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liberties, such as an individuals right to health, superceding such secondary rights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patent prot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necessarily entails the balancing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in healthcare. The moral dilemma that occurs when these two interests clash is not easily resolved. Aside from corpor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the state maintains an interest in creating and preserving policies that regulate the moral dilemma itsel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ic and ethical factors surrounding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anti-HIV medication, AZT. Potential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