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互联网+、城市智能化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来自腾讯研究院大数据与专利微观数据的分析

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孕育兴起,"互联网+"构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文章在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腾讯研究院大数据测算的"互联网+"指数与201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数据,以31580家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以企业所在城市的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文化、数字生活和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互联网+"对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考虑调节效应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智能化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作用已经彰显。本研究为深化"互联网+"发展战略、建立数字化导向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FDI与企业技术"低端锁定"

文章利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FDI对企业技术选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可以提高合资企业技术水平,却降低了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的非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相关技术.负向外溢效应证实了FDI可能通过"市场窃取效应"导致与合资企业同在一行业企业技术选择的"低端锁定".同时文章也发现,FDI还降低了与合资企...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ESG表现与企业“走出去”: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推动降碳、减排、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提升可能成为“走出去”的新型优势。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企业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实证分析ESG表现的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可以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走出去”,且各分维度中治理表现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最显著,而环境表现与社会表现则相对较弱。政策冲击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指引》能够准确识别ESG表现的提升与企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所有制、规模、管理层的不同会使ESG表现的作用效果有所差异。调节效应显示,企业的融资约束、经营困境、效率问题会削弱ESG表现提升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效果。路径分析表明,ESG表现提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促进企业“走出去”。基于此,文章提出要促进ESG信息透明度、制定ESG相关激励措施、积极参与国际ESG倡议等建议。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发挥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ESG表现：一个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将环境注意力配置与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但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发现：环境注意力配置主要影响企业在环境领域的ESG表现，对社会领域和治理领域ESG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国有与大型企业样本中的促进作用更强，且高效率企业将更积极地推动绿色转型；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从企业治理的视角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微观影响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为稳步推动形成政府、公众与企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微观体现,在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造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产学研合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管理性交易成本机制并不显著。（3）异质性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企业,对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

企业数字经济化是指企业利用新兴技术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和广泛连接等特征,它改变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经济化程度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路径分析显示,企业数字经济化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管理者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程度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本研究对推动企业数字经济化发展、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和优化管理者决策行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Innovation suppression and migration effect: The 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trading system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mitiga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Europe and has received strong academic attention, but this paper focuses on whether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Trading Pilot (CCETP) will have an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his policy provides us with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CCETP on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DD)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CCETP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the meantime, this causal mechanism has a migration effect which means this inhibitory effect is not only effective for regulated enterprises,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non-regulat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local region, especially on high pollution and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perspectiv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审计质量

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对审计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并且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此时企业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我国应当坚持全面推动产业数字化,企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全社会共同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回顾与展望

随着创新网络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关于企业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创新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创新网络嵌入可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重点从理论层面以及网络嵌入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析。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绿色创新网络和数字化能力对创新网络嵌入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认为未来应加强对绿色创新网络和数字化能力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加强企业创新网络嵌入的管理和优化,以提高创新绩效。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在实践中注重创新网络嵌入的建设,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和绿色创新网络的应用,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中国具有5000 多年的历史沉淀，文化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之一。基于此，聚焦中国情境，从文化多样性视角，选取2007-2018 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利用城市方言分化指数度量地域文化多样性，探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通过检验发现，文化多样性通过抑制企业高管的短视行为、激发本地人力资本创造力促进绿色创新。在非重点监控的污染企业、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文化多样性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的更加明显。同时，进一步考察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及可能的遗漏变量等问题后，研究发现依然稳健。研究有助于探究文化多样性的本质在企业治理场景中的映射，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理解企业绿色发展差异性提供了实证证据。     

非公有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非公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的动力。绿色经济是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我国非公有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资源条件、经济环境,研究了非公有企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促进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的产业链、帮助培养绿色科技人才并提供发展机遇与渠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吸引投资者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助力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度。通过对于促进作用的分析找出仍需加强的内容并给出相关建议——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性需加强、科技人才的管理方式需要创新、非公有企业监管存在漏洞、绿色创新质量及创新氛围尚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