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国需求、企业创新能力与出口质量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市场中,如何实现出口质量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挑战。文章基于Aghion等(2018)的框架,引入产品质量,构建了目的国需求影响企业出口质量的理论模型,结果发现需求会通过直接的规模效应和间接的竞争效应影响出口质量。总体上,需求扩张有助于出口质量的升级,且这种积极效应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增强。文章运用2000～2006年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稳健地证实了理论命题:创新能力强化了需求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一步的作用机制表明需求增长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为了改善盈利能力,会抓住规模效应的机会进行产品质量升级。文章结论与中国所提倡的"促进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     

SPS措施、产品多样化与农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多产品出口企业理论

面对国际市场SPS措施日趋严格的"质量门槛",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质量升级迫在眉睫,而产品多样化有助于企业在质量升级中优化资源配置。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出口农产品多样化事实,将产品质量和品种内生化于MO模型后发现:出口企业在垂直-水平二维下,应对SPS措施倒逼时存在产品内升级或产品间重构两种路径;拓展至垂直-水平-时间三维后发现多产品出口企业在"技术溢出""干中学"和"退出驱动"三重合力效应下的质量升级效率最高;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上理论推导,并通过了剔除贸易中介商、选取劳动密集型产品和PPML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多产品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质量升级最快,而一般贸易快于加工贸易。文章揭示了产品多样化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应对外部冲击以及降低质量升级风险中的积极作用。     

对华反倾销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数据,经验分析了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进一步的企业异质性研究发现,反倾销显著降低了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创新,但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反倾销对低生产率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具有负面影响,而对高生产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不明显。进一步探究存在以上异质性的原因发现,反倾销带来的融资约束包括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均是反倾销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考察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反倾销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在一个较长时期均存在。文章的研究对于评估反倾销的效果及在全球贸易保护背景下考察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美国反倾销应诉的会计要求和会计处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中国向其出口的轮胎、油井管、钢板等产品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这不仅对中国相关企业和产业造成巨大损失，还对产品的出口前景带来重大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将加剧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区分“企业-区域-行业”维情境差异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仅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行业景气程度较差时显著。说明在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情况下，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经营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并存在情境差异。据此提出有关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确保企业经营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建议。     

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位:经验研究

本文区分了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并使用多边双向贸易图刻画出这两种反倾销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贸易主体引致的贸易效应.经验研究证实: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对中美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且美国多重起诉产生的贸易调查负效应更重；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多重起诉征税比单一起诉征税给美国从中国进口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且,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调查引致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征税造成了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而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征税却阻碍了美国进口转移,这一结论支持了Irwin( 2005)的研究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主要行业产品的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强横向磋商以抑制美国的反倾销活动,实施出口产品贸易偏转和走出去投资战略.     

欧美对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和贸易抑制效应的概念及基本含义进行了说明,并分别构建了两个Ber-trand寡占竞争模型对前三种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分析。通过理论推导及分析表明,反倾销措施具有负的贸易破坏效应、正的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然后利用2002～2007年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案例8位和10位税则号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考察了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过程中不同阶段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和大小。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措施不仅导致了指控国从中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量减少,以及从韩国、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的进口量增加,而且促使中国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量增加。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出口:贸易中介是缓冲器还是推动器?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飙升的新时期,从出口国和目标国两端研究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文章一方面利用实物期权理论构建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中介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模型;另一方面,采用2000~2009年中国对23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海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仅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也分析了贸易中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会对我国出口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目标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基于贸易方式和产品特征的分组检验进一步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一般贸易和耐用品出口的冲击更大;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出口的过程中,贸易中介既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效缓解目标国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扮演了"推动器"的角色,加剧了国内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的阻碍作用。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risks of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and uncertainty of trade war, countries have been entering into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This study constructs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models to examine whether these RTA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xported products amo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reby expanding on a new policy research area that focuses on improving Chinese export quality or import quality of RTAs trade partners from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RTAs’ clause quantity (measured by clause coverage rate) and clause quality (measured by law commitment rate) play different roles. The former can generate “spaghetti bowl” effect but the latter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xport quality for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RTAs can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the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that a new generation of binding clauses in the “WTO-X field” with more new clauses strongly affect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exported to high and upper-middle income markets. We also find that for most industries, signing high-quality RTAs helps to improve export product quality, but there are no effect for some industries with laggard or special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destination tariffs on China’s exports: Country,firm, and product perspectives

Based on multi-product 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theory, we combine China's customs data with the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s (WITS) tariff data from 2002 to 2013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destination tariffs on China's exports at the country, firm, and product level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ariffs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country-level exports and their extensive margin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inter-firm composition effect, tariffs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firm-level exports and their intensive margins, bu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extensive margins. After also controlling for the within-firm export composition effect, tariff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s of core products; however, the negative impact diminished as the core grade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 of the products increased. Using these elasticities to analyze Sino-U.S. trade frictions, we determine that the additional U.S. tariffs reduced China's exports of high-tech products more than its medium- and low-tech products.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浅析汇率波动下的外贸企业风险防范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升幅超过7%。这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外贸企业的利润减少,抑制了出口积极性,同时也加大了外贸企业的外汇风险。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外汇风险和较好地防范与化解外汇风险,如何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成果并赢得未来国际市场、进一步健康发展,是外贸企业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入世过渡期内江苏应对贸易摩擦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加入世贸过渡期内江苏应对中外贸易摩擦的特点,分析了应对贸易摩擦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了应对贸易摩擦尚存在的问题,其结论对加入世贸过渡期结束后江苏制订出口贸易发展战略及企业顺利开拓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出口企业的收汇风险及防范

我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出口不断扩大。但在我国的出口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从事国际贸易的合格专业人员相对较少。出口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参差不齐,面临的出口收汇风险要比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得多。本文从出口企业收汇方式入手,首先分析了出口企业收汇面临的主要风险,然后结合实际重点探讨了收汇风险的防范策略。     

金融危机后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及其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我国在这场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受害最深,其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我国出口市场萎缩和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恶化我国的外贸环境、冲击我国的加工贸易以及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等方面。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监督职能、强化出口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以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出口市场选择与贸易转型升级——基于分类市场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出口市场这一新的视角,实证检验较之于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以发展中经济体为出口市场是否更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结果表明,中国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并非如要素禀赋理论所预期,出口被长期"锁定"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而以发展中经济体为出口市场,也并非如重叠需求等理论所预期,更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升级。相反,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更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结果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分工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所致。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不断提高开放型水平,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利用FDI等,不断向产品内分工体系下的产品"高端"价值链攀升,是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我国频遭欧盟反倾销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大经济体不断产生贸易摩擦,而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频繁地被采用。本文以欧盟为例,通过分析其频繁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对策;除此之外,也由我国频遭反倾销的现状对我国自身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了探讨,旨在减小国际对华反倾销的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增强我国的贸易保护力度,以促进我国经济更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