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老年人多维贫困测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法从健康、经济、教育、精神四个维度测算新时代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进一步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新时代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的四个维度中,至少一个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90%,且两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30%。（2）经济维度对老年人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健康方面,其中经济维度的退休金指标剥夺程度最高。（3）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除子女是否供养因素外,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生活完全自理、婚姻有人陪伴、在城镇居住对老年人多维贫困有显著缓解作用。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教育何以使脱贫成为可能?——基于家庭贫困陷阱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发展教育实现脱贫是治本之计。本文作者从家庭教育与贫困陷阱的角度构建了一个代际交叠模型,从家庭代际传递的角度分析教育投资与脱贫的关系。对于家庭而言,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不足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引致较高的收入,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可能。为此,作者建议支持和提高贫困家庭增收能力、鼓励贫困家庭进行教育投资,通过教育的方式稳步持续且高质量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     

贫困意味着什么:农村低保户家庭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特征不仅是贫困研究的焦点,也是反贫困行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反贫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在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进而探讨农村低保户的家庭特征。研究发现,低保户家庭的财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差,低保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禀赋的不足,也体现为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等。基于此,文章认为从家庭层面进行贫困识别与帮扶,实施家庭发展政策以提高贫困家庭禀赋,促进其家庭功能的健全和家庭策略的改善,可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人口流动常态化、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样态不断贫困化,了解并分析农村地区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利于改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现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的追访数据,从子女代际支持视角出发,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村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比重分别为:55.34%(经济贫困)、53.03%(健康贫困)、34.58%(精神贫困)。二是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较少,月均经济支持额在一百元左右,照料支持随着农村父母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而精神支持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三是不同类型的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存在一定程度的缓解效应。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相对贫困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感的影响

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心理层面研究相对贫困对流动群体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状况降低了其在当地的主观融入感。通过使用OLS和PSM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标准下的相对贫困状态均显著降低了流动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入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本地住房拥有情况、户籍性质、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存在以权利贫困为中介的部分中介效应;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正规就业和社会交往对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文中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实现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     

基于物质剥夺视角的森林依赖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东北国有林区1350个职工家庭的经验证据

实现共同富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关键。森林资源丰裕地区往往因过度依赖森林资源而产生“资源诅咒”。文章基于东北国有林区1350个职工家庭的调查数据,首次构建森林依赖指数和物质剥夺指数体系,运用Logistic模型和Poisson模型实证检验森林依赖对职工家庭发生相对贫困和物质剥夺程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1）职工家庭的森林依赖程度、林业活动重要性和家庭资产对相对贫困发生以及物质剥夺程度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森林依赖程度、林业活动重要性和家庭资产每增加1单位,职工家庭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分别上升225%、220%和下降5%,表明林业活动重要性是致贫的主要因素。（2）提高职工家庭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家庭收入水平能够有效降低职工家庭陷入相对贫困以及物质剥夺维度增加的风险。（3）进一步分析显示,森林依赖对于新老两代职工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森林依赖对于老一代职工家庭发生相对贫困和物质剥夺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新一代职工家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两代系数相差1.26和0.03。据此得出政策启示：提高职工家庭在非林业部门的就业比例;改善职工...     

农户资产贫困分析——以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

本文运用资产贫困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利用2009年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的资产贫困进行测量和分析,为资产贫困的干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对农户的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耕地4个方面贫困状况的分析.并以4个维度中的任意3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作为总的资产贫困线,其贫困发生率为23.92%.其...     

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中国农村贫困识别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省区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率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识别研究中需要考虑地区因素。本文首次使用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农村贫困识别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层级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对农户贫困有显著影响作用,且考虑与不考虑层级变量,各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差异明显。与普通Logistic回归模型相比,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识别率,在最优分割点下,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贫困识别率能够达到75%。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政府减贫政策应向农业人口比重大、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倾斜,且应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为主。     

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缓解：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文献分析，对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贫困缓解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两国在缓解贫困的路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发现自从自由化改革以来，中印两国的绝对贫困水平已经降低。然而，两国的贫困分布都是不均的，不公平程度在增加，贫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地区和群体。由于两国都在进行经济改革，对缓解贫困中的这些共同的行为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准确理解贫困内涵 科学解决贫困问题

贵州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国家扶贫开发的一个主战场。在笔者看来,贵州的贫困,除了自然、历史、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外,与我们长期以来在“贫困”内涵认识上的偏差,以及资源整合度低,扶贫开发政策单一,缺乏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整体治本之策有关。因此,解决贵州贫困问题,要在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贫困”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制定相应配套的治本之策,采取措施狠抓落实才能奏效。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为什么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

贫困农户收入对种植业的依赖性很强,种植业收入低下依旧是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和非线性模型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以小麦为例,研究了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原因。与一般农户相比,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原因76.96%源自产量较低,23.04%源自价格较低;在小麦产量解释的76.96%差异中,播种面积差异和单产差异各解释其中的45.94%和31.02%。进一步分解发现,各要素投入量的差异对小麦单产差异的解释程度为73.59%,产出效率差异引起的小麦单产差异为26.41%。也就是说,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而不是效率低下。在主要投入要素中,贫困农户的中间物质投入量低于一般农户,但是效率高于一般农户;在劳动力投入方面,无论投入量和效率,贫困农户都高于一般农户;在生产性固定资产方面,无论投入量及效率,贫困农户均低于一般农户。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

近10多年来国内外在贫困理解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但是,对多维贫困指数究竟如何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和权重,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山西省贫困县的住户数据,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调整后多维贫困指数值变化非常大。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收入贫困标准和多维贫困定义组合下多维贫困户与收入贫困户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区域多维贫困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指标权重所建立的多维贫困指数,用以估计的多维贫困户可以覆盖76.8%的收入贫困户。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0个县(市、区)的农户微观层面数据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类型、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因素。     

地理资本视角下村级多维贫困测度及贫困类型划分*——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调研数据

[目的]精确测度村级多维贫困以及划分贫困类型,是当前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推进农村精准脱贫的战略需求。[方法]文章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的调研数据,构建地理资本视角下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指标贡献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方法系统揭示了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贫困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重庆市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两端大中间小的"哑铃状"结构,贫困程度极化特征显著,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空间分布上,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呈从渝东北、渝东南分别向渝西地区逐渐减轻的特征,贫困村多维贫困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重庆市贫困村贫困类型主要分为单资本缺失型、双资本缺失型、三资本缺失型、四资本缺失型4个类型,其占比分别为9.07%、20.27%、66.91%、3.75%,三资本缺失型是最主要的贫困类型。[结论]重庆市贫困村致贫因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各自的贫困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差别化的帮扶工作。科学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力争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     

社会支持能否缓解支出型贫困——来自陕西省的证据

支出型贫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生计恢复力理论,构建社会支持、生计恢复力、支出型贫困程度三者关系的概念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利用陕西省724户支出型贫困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定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社会支持与支出型贫困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对支出型贫困程度的直接影响中,非正式社会支持能够减轻支出型贫困程度,正式社会支持对于减轻支出型贫困程度尚未发挥有效作用;在社会支持对支出型贫困程度的间接影响中,通过引入生计恢复力这一中介变量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对减轻支出型贫困程度发挥间接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