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研究

在利用Bootstrap-DEA方法测度我国2014—2018年30个省份创新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呈现鲜明的门限特征。在跨越门限值之前,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跨过门限值之后,创新激励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表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体现了东强西弱的区域非均衡性。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运营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机遇，也为企业价值的提高带来契机。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基于2012—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并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柔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但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较弱且存在时滞；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双元创新影响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显示，财务柔性的提高使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更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价值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

在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导向，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0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与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且相比较而言在高科技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只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发挥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新创业吗？——来自280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创新创业区域指数相匹配，运用2011—2018年我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从创新创业子维度看，数字金融对新建企业、外来投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公开数等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创新创业的驱动效应呈现东部最弱、中部次之、西部最强的特征。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高金融效率和提高收入三种渠道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最后本文提出加强“新基建”建设和实行区域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区域异质性与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在拓宽金融覆盖广度和提高金融服务深度两个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创新效应在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提升程度更大;在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建设情况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的创新效应会受到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具有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普惠作用,提升了小微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偏好.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匹配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TFP。该影响具有延续性且呈现动态衰减趋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改善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差”，压缩企业融资成本；资金流入企业后持续发挥蓄水池效应并便利企业研发创新，最终促进企业TFP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伴随数字金融发展，国有、大型、高成长性企业TFP提升尤其明显。此外，适度有效的金融监管、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释放数字金融服务功能的有利条件。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年度面板数据,利用固定“年份-行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企业的产权性质、产业属性和所处区域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非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东、中部企业的技术创新受到的驱动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通过采取差异性政策提升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1845个县域的经验证据

在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型主体”)创立之间的关系，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27个省份1845个县的面板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控制地区—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FIGI中国项目”试点构建DID模型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提高农民正规信贷可得性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还可以通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间接促进新型主体创立。(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新型主体创立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大中型新型主体，小微型新型主体更加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影响存在县域异质性，地形起伏度小的县强于地形起伏度大的县。本文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主体创立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稳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在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业融合的大背景下,探究企业如何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扩大就业容量、稳定就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好以及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劳动力需求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企业高、低等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了中等学历劳动力占比,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本文基于“六稳”和“六保”的背景,为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