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基于价值链延伸的视角

本文将空间集聚因素纳入Melitz(2003)、Kee和Tang(2016)的模型,探讨国内价值链延伸视角下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空间集聚能够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后发现：空间集聚的强化作用只对一般贸易企业产生显著影响,对混合贸易企业不显著;而对于加工企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对其出口国内附加值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主要通过出口集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出口集聚和技术溢出,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投入的相对成本促使企业将更多生产环节转移至国内,由此延伸国内价值链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本研究证实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和对内产业集聚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延伸国内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与贸易方式转型

本文将贸易方式选择和融资约束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估计法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引导企业选择一般贸易的出口方式,并且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方式选择效应越明显。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研究表明,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对于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通过“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是由非加工贸易企业驱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和议价劳动收入份额。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采用我国国内出口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衡量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出口的实际收益,对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二十六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向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创新指数与我国出口实际收益呈反向关系。基于此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应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高端商品的需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基于增加值核算的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揭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产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文章利用OECD-WTO Ti VA数据库对我国产业的出口增加值进行统计,进而核算了我国出口产业的国内增值率,增加值修正的RCA指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我国出口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大,但各行业的国内增值率不高,我国出口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虽高,但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不高,许多产业处于国际竞争劣势,综合竞争能力有限,迫切需要全面提升。     

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间品视角

本文基于Kee和Tang(2016)模型框架,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首次研究了中间品对外反倾销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交错型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表明,对外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机制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同时通过调查效应和成本效应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成本效应起主导作用,且对外反倾销对低加成率企业影响更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对进口中间品种类较少、技术复杂度较低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借力反倾销措施提升本国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测算与行业结构解析

增加值贸易核算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考察一国或地区生产的增加值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的状况。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1995~2011年的增加值出口比例变化显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强度不断增大,出口行业结构变化是该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价值链合作,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进口中间品视角

随着中国成为《贸易便利化协定》接受国,贸易便利化正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视角构建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总体表现为延长作用,且该效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以及提高进口中间品种类来实现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小于中部地区企业,而中部地区企业又小于西部地区企业;同时贸易便利化对企业核心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作用大于企业非核心品。     

中间品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双循环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经典的“逆Abernathy-Utterback模型”框架下,本文基于1995—2018年OECD-ICIO和STAN数据,探讨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及差异化效果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均能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程度上升,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下降;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CPTPP成员以及RCEP成员进行中间品贸易,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技术行业相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更大,与竞争型行业相比,国内及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管制型行业的边际影响均较小;与国内及国外前向中间品技术溢出相比,国内及国外后向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边际影响更大。(3)进一步对战略隔绝理论的验证显示,中国在赶超过程中相对国际地位提升,使得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日趋领先于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从而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市场可达性、中间品替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高效充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视角,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加剧了国内中间品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边际作用效果,随着企业上游度、中间品单位价值重量、市场势力等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动态分解显示,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吸引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入,进而驱动城市层面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攀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国产化”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国际要素市场的依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