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我国区域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从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理论分析数字贸易对我国区域碳减排的传导路径,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显著降低了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从传导路径看,数字贸易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改善,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3）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不仅受本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也受到邻近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基于此,应大力支持数字贸易建设,利用数字贸易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和低碳技术进步,优化区域间高水平协调发展格局,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交易与“碳税”的减排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市场化手段。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SDM-DID)和中介效应检验对其减排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高-高排放、低-低排放地区聚集的空间特征；两种碳减排政策在考虑空间关联性后仍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省份周边地区能借助试点省份的政策红利实现碳减排，而“碳税”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存在“污染天堂”现象，碳排放权交易能通过促进工业结构低碳转型、改善能源结构来实现碳减排，“碳税”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来减少碳排放。     

产业间碳排放转移结构分解及演变特征研究

碳排放在产业间合理转移是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碳减排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投入产出理论为基础,在界定产业碳排放转出和产业碳排放转入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结构分解模型,对我国2002/2005/2007/2010/2012年产业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进行结构分解,从影响效应视角提炼其动态变动特征,并提出优化产业间碳排放转移的引导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产业碳排放转移减少的主要因素,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和投入规模效应则是产业碳排放转移增加的主要因素,投入结构效应促进了产业碳排放转出的增加和转入的减少;碳排放强度效应对碳排放转移具有持续的减排特征,投入规模效应对碳排放转移具有持续的增强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投入结构效应对产业碳排放转出具有逐年递减的态势,对产业碳排放转入具有先减少再增加再减少的波动特征;重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产业碳排放转出增加的主要部门,重制造业和能源工业是产业碳排放转入增加的主要部门,其他工业和轻制造业也促进了碳排放转出和碳排放转入的增加,但其增长效应相对少于能源工业、服务业和重制造业的主要部门;就具体产业部门而言,PPCN/EHPS/CMWI是能源产业碳排放移增加的主要产业,MSRP/GSEM/EMEM/NMMP和CI主要促进了重制造业碳排放转移的增加,PPSM/FMTP/CLII及CTI和WRT分别是轻制造业及服务业碳排放转移变动的主导产业,MMI和NMMI则是其他工业部门碳排放转移变动的主导产业。     

环保约谈制度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碳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我国于2014年开始施行环保约谈制度，但这项制度是否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尚无定论。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257个城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制度显著降低了城市层面的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规模，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约谈的碳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其长期可持续性有待改善。究其原因，一方面，官员变更减弱了减排有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面对环保约谈所带来的环保监管举措，企业可能采取短期措施或通过控制生产规模来减少碳排放，但是其能耗强度、创新能力等并没有明显改善，从而使得环保约谈缺乏长期碳减排效果。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绿色创新环境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切实提升环保约谈碳减排效应的长期有效性。     

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监控行业的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且受到地区制度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负向调节效应，即制度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复杂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反而被削弱。因此，各地应制定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合理结合地区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特征，引导企业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进一步实现技术突破和碳减排目标。     

中国碳排放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1-2012年全球33个国家的数据,构建GVAR模型研究中国碳排放的国内国际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通过分析其他经济体贸易水平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联动影响,深入研究国际碳转移。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碳减排的主要途径,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作用,特别地,由于当前国内碳减排技术水平的制约,技术进步的负向效应未能有效呈现;国际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碳减排有正向效应,而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贸易水平均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进一步表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向中国转移了碳排放。     

数字化转型对航空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双重效应的分析

数字化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技术路径,在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我国2010-2022年上市航空公司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航空碳减排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抑制碳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和内部控制亦是航空公司碳减排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化对航空碳排放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航空公司的数字化减碳效果更优。基于此,政府应强化数字赋能技术供给,构建关键要素支撑体系,因企制宜促进航空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应夯实数字化转型战略基础,加强绿色技术开发与应用。     

数字化驱动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困境与发展路径

随着各类数字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不断深入融合应用，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数字平台赋能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数字网络加速制造业产业生态系统的重塑，数字技术促进制造业产业链重构升级，数据要素优化升级制造业资源配置。虽然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已取得卓越成效，但数字技术基础支撑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乏力，制造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赋能的制造业产业链协作程度不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化赋能的产业链协作程度和加大数字技术人才培育力度。     

海南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原因分解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海南省"十二五"期间的进出口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运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进出口隐含碳平衡变化的原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十二五"期间海南省进出口隐含碳呈逆差,且逆差有增加的趋势,说明海南省进出口贸易有利于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增加,而规模效应引致进出口隐含碳逆差减少。若区分不同的部门,发现不同的部门进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不同,原因也有差别。因此,若想进一步减少海南省对外贸易的碳排放,必须在不断增加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逆差的基础上,依据不同部门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针对性地调整贸易结构、提升部门的碳减排技术水平。     

中国对外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多边投入产出模型的贸易数据计算1997-2008年贸易内涵CO2量,结果显示,对外贸易不利于我国CO2减排量(BEET)目标的实现,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PTT)。本文同时利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上述结果进行了解释。各部门BEET的分解结果显示,规模效应是造成我国净内涵CO2增加的重要原因,而技术效应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CO2减排量)的提高,但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明显。对各部门的PTT做Divisia指数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有利于降低我国污染强度,结构效应的影响并不统一,可以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叉"作用,降低CO2排放强度。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MDI),分别基于不同分解层次(3个产业、8个主要部门、43个子部门)以及短期(1994-2008年)、长期(1980-2008年)两个时间段来考察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对于碳排放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产出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是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则是有效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部门结构细分程度越高,产出效应、技术效应、结构变化效应的解释力越弱,而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强;长期内产出效应、技术效应对于碳排放的解释力均下降,结构变化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的解释力却大幅度提高;此外,我们发现能源结构效应、能源价格与GDP和碳排放之间的去耦指数正相关.     

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强化效应——科技强国建设的优势途径

把握撬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杠杆，需要找准并充分发挥推动自主创新的“国家特定优势”。国内需求优势和产业数字化的领先发展是当前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特殊优势。本文回归创新源泉，提出产业数字化通过助推“需求引致创新”从而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新命题，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各国各制造业的本土需求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并与WIPO国际专利分类(IPC)数据匹配，利用“国家-行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即便在开放条件下，本土需求仍然是引致创新的重要源泉，产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供需匹配程度和提高研发效率等途径显著强化了“需求引致创新”效应，但这一强化效应受到基础科技能力和市场成长性的制约。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会抑制“需求引致创新”效应，而产业数字化可以缓解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对“需求引致创新”的制约效应。本文的研究从创新源泉视角拓展了产业数字化赋能创新的新途径，对发挥国内需求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乌鲁木齐市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作用机理研究

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水资源短缺,探讨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本文以乌鲁木齐为研究区,研究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及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发展规模是以高耗水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水消耗量总体处于上升态势(2008年除外);从产业内部各部门结构来看,结构组合呈现水消耗波动式上升特征,产业结构变动未能从根本上形成节水农业的格局;从强度效应来看,随着各部门采用节水技术、提高水分利用率,降低了用水强度,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而带来的水量的增加,但是,总体来看,现状模式下一产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对水资源利用的胁迫度。(2)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与水资源消耗之间的关联度较高,上述行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度较强,而水资源的稀缺又会进一步制约这些行业的发展。     

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分解分析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成为低碳经济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建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解模型,测度出各因素对脱钩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并以陕西省能源产业为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降低能源强度是陕西省能源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品牌经济机制研究——基于企业和消费者微观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品牌经济学从企业和消费者的微观视角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机制进行了规范分析。从企业角度,通过构建简洁的碳排放强度模型,将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分解为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率和品牌信用度的提高有助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而规模的扩张则不利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同时,品牌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定价权而放大技术进步的正效应和抵消规模扩张的负效应。从消费者角度,研究表明低碳标识可以作为品牌符号引导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选购,从而加快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品牌经济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有力途径。     

鲁苏碳排放比较研究

对鲁苏两省的碳排放进行比较分析,通过《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计算方法,重点比较山东省和江苏省2000-2008年碳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行业结构排放。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对碳排放有很大影响,并都占据产业很大份额,通过转方式,调结构能提高碳减排效果并对山东、江苏高排放现状提出减排建议。     

中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是当前我国碳减排工作的重中之重,正确评估各驱动因素在碳排放中的贡献度对于促进行业碳减排意义重大。可基于LMDI分解技术,构建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分解分析模型,将物流业碳排放变化驱动因素分解为碳排放因子效应、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物流产出效应、经济发展效应、人口规模效应等六个方面,并利用2003—2014年我国30个省市区物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样本年内各驱动因素动态变动和区域差异情况可以发现,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效应是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持续高速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物流业产出的提高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东部地区能源结构的变化对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有抑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能源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此外,对各省市区情况的分析表明,广西能源结构效应表现最好,宁夏能源强度效应表现最好,江西物流产出效应表现最好,河北经济发展效应表现最好,四川人口规模效应表现最好。     

不同碳减排政策下的企业行为分析——基于序贯博弈模型

碳减排政策是降低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如何有效地推动减排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问题。目前少有研究分析不同碳排放水平企业在不同碳减排政策下对碳减排工作的实施差异。本研究构建了碳减排补贴政策、强制碳减排政策以及碳税政策三种不同政策下,不同碳排放水平的企业与政府的序贯博弈模型,探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抉择和收益变化。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的强度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会实施减排行为,设置合理的激励,碳减排政策才会有效;过度依赖奖励型政策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损害政府利益;比起单一的碳减排政策,采取组合减排政策,即对高碳企业采取碳税政策,对低碳企业采取强制碳减排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减排工作进行,更大程度地增加环境收益。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服从倒U型曲线关系吗——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重新解读

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选用1995—201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研究分析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关系以及其形成机制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1)在全国层面上,伴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轨迹表现为单调递增形态,而非传统的EKC假说所描述的"倒U型";(2)规模效应与碳排放显著正相关,技术效应显著地促进了碳减排,组合效应不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且由于规模效应主导了碳排放变动,因此形成了中国单调上升的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3)不同区域的碳排放轨迹存在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煤炭资源丰裕地区的CKC曲线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单调上升形态。本文政策含义是中国低碳经济政策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层次性,制定统筹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     

数字化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

高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带来数字化的发展浪潮和重要发展趋势，形成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通过推动我国形成更宽领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和贸易格局，加速国际贸易领域供需双侧优化和相互匹配，全方位降低国际贸易的传统成本和扩大国际贸易的效益空间，催生出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趋势深刻赋能国际贸易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现阶段，数字化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国内的数字贸易发展中的新旧矛盾叠加困局，以及全球数字鸿沟与数字贸易治理摩擦所共同形成的现实挑战。鉴于此，文章从构建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培育高水平人力资本、加快数字技术同国内产业深度融合、统筹协调深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关系等提出了数字化赋能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