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进口国制度质量影响出口贸易效率的异质性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由于外贸政策、贸易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变化，加上不同的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采用“一步法”测算2000—2014年中国对34个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和潜力，分析发现：中国出口贸易效率呈现倒“U”型趋势，当前处于低位，出口增长空间巨大，且国别和地区差异明显。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制度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进口经济体的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显著正相关，而政治环境、投资自由度则表现出负相关性，且在不同的子样本中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应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空间格局，以有效提高出口贸易效率。     

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该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道德风险越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显著降低道德风险问题;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负相关关系较强。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风险的关系,还通过引入市场化程度因素考察了制度的作用,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拓展。在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更加重视风险管理的形势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地区幸福感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社会资本,会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则该地区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与民营企业相比,地区幸福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但这一负向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进而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债务杠杆、现金流量与企业投资规模

以公司债务与投资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利用上市公司2003～2006年的数据,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上市公司的债务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负债程度越高,投资对债务的敏感性越强;公司产权性质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对债务与投资的关系有较大影响,同时,公司的现金流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有较大的抵消作用.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核算及网络特征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2000—2014年中国的增加值贸易进行核算，并分析全球增加值贸易的网络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向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较大；（2）从行业来看，中国的纺织业、除汽车和摩托车之外的其他产品批发业、采矿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较大；（3）根据网络密度的计算结果，世界范围的各国（地区）贸易联系程度在增强；（4）中国的相对点度数和点强度有上升的趋势，而日本和美国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在提升，不过美国仍在世界增加值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5）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核心国家（地区）的数目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边缘国家（地区）数目则先减少后增加。其中，中国的核心度一直在增加，日本和美国的核心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为了扩大增加值贸易，增强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调整进出口税率等政策，并重视与美国等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以实现双赢的结果。     

出口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了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型的出口企业获取生产率溢出的对比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各年度的出口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且能够显著改变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变动轨迹。其中,企业第一年初始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最大,之后呈逐年降低态势。在此基础上的分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初始出口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均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均能通过出口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其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研究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非公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也越高,工业发展也越具潜力;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此外地域因素也是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应选择重点区域优先发展,以推动整个西部工业的大发展;要以民营资本为主导来推动西部工业的大发展.     

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出口贸易的规模变化、结构变化与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呈现明显增长现象,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中国出口行业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增加值率变动均产生了负面效应。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财政分权对区域产业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Beck、Laeven和Levine（2008）模型将地区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我国2001—2007年29个省级区域25个细分工业行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程度的地区差异对省级区域行业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较高地区的资本密集度大的行业外商投资较多，这一结论不受控制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是稳健的、可信的。根据外商投资来源地的不同将外商投资分为国外投资、港澳台投资的分别研究发现，地区财政分权对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投资吸引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资本密集度较大的行业，加强地区财政分权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但对港、澳、台投资作用却不明显。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上市企业“走出去”

本文基于2014年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政策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升了参与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深度,这种积极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水平实现,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外向型节点城市、民营产权以及配套性支持产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企业的国内业务发展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出口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改善和就业规模扩张。     

市场化程度、企业特征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以2002～2005年我国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品质的企业在投资者与企业以及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双重委托代理契约中不同程度的道德风险,以及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履约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政府控制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几率和程度显著负相关;民营控制与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几率和程度正相关;央企比地企有更少的动机和更低的程度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无政治关系的民企比有政治关系的民企有更强的动机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但有更低的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几率和程度越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宽度法的实证考察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年份企业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创新选择效应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研发投资更偏向于创新数量，挤占了企业高质量创新的研发投资，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来抑制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