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卖酒”与地方经济差异

地区经济增长的奥秘何在?为什么有些地方经济增长快，有些地方经济增长慢?如何才能实现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一直是中国地方官员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笔者近年来到各地调查时被经济官员和企业询问最多的问题。     

有关财富与贫困

为什么在同样的太阳照耀下,有的地方富裕有的地方贫困?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的繁荣时代,有些地方迅速致富,有些地方却进步缓慢?这里面所涉及的正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奥秘,而经济增长的话题从来都是经济学中的核心话题.但经济增长恰恰又是一个最难解释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差异,经济学家们有着多方面的解释.     

官员来源、本地信息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1994-2012年中国24个省、自治区241个城市市委书记与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考察了地方官员来源方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外调使得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0.98个百分点，外调官员对本地信息的缺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以地方官员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作为本地信息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发现，对一个外调官员而言，前后任职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当前任职地区的经济表现越差。此外，官员横向交流和纵向交流对当地经济增长绩效并无显著的差异。研究结果对中国官员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也忧“老板执政”

“老板执政”现象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地方党政领导想要利用老板们的“经济头脑”、“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老板们也有参与村民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但这些老板官员们在带动地方经济的同时能执政为民吗?     

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

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工作，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俄国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在印度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以及非洲，在世界上最急需经济发展的地方，这些是很有意思的经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有些地方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有些地方已经富裕，而另外一些地方却很穷？为什么有些地方一度看起来有望赶上，而实际上运远远落在后面，有些地方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问题，总的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问题，不是技术或方法论的问题。     

谁在推高GDP？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我国GDP增长率为9．5％，比当初预定目标7、2％多了2．3个百分点，着实让人兴奋。但兴奋之余感到有些困惑：全国各省的GDP增长率都远高于这个数字，最高的内蒙古达到20％，超过了一倍多，最低的湖北也达到11％的两位数增长；既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是地方经济增长的累加，为何二者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从中央和地方对比来看，显然其中必然有一方不准确。     

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分权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治集权又确保各级官员不受地方利益集团所牵制。"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机制解释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原因。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虽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虚假数据和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的出现。近些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     

新常态、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激励——基于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的解释

通过构建信息经济学职业发展模型,分析地方官员行为激励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追求与经济总量增长目标完全激励相容,并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偏好、速度偏好与选择性代理偏好,这是理解中国经济过去所表现出的“持续高速增长、低福利增长与软预算约束增长”等绩效特征的重要微观基础。现有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将与“新常态”要求难以匹配,必须从政府转型、强化地方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横向激励约束角度进行完善。     

晋升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政治晋升是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从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阐释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的分析,这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关注。文章结合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机制中与政治晋升相关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安排（晋升集权、相对绩效考核、隐性治理机制）,对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民工荒”现象在警示什么

近来有关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消息频见报端，尤其是作为我国民工输入大省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许多企业雇主们更是苦恼于招工困难和熟练工人流失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担忧，企业开工不足难免要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     

“民工荒”现象解读

近来有关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消息频见报端。尤其是作为我国民上输入大省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许多企业雇主们更是苦恼于招工困难和熟练工人流失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担忧，企业开工不足，难免要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     

地方政府与预算外收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本文在官员动机多样化的假设与官员集团集体行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融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更强的"中国转轨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框架,讨论中央-地方制度规则变化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本文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针对自上而下的制度变化,地方政府总会做出最有利于地方利益的行为反应。而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活动中的"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集体行动的激励基础。无论是分税制前以"经营企业"为特征的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还是分税制后以"经营土地"为特征的土地发展主义经济增长模式,都产生于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收入的过程之中。尽管这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绩效,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丰年说荒

辞猴迎鸡，春节已到。我和编辑部同仁们向企业家们拜年的同时，还要聊聊“年景”。过去的猴年可以说是个“丰年”。工业经济时代不同于农业经济时代，因此所谓丰年主要不是指农业，而是以工业为主的整个国民经济。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高达9．5％，虽然有些过热，但步履总还算基本稳健。     

如何阻止货币战争

最近几周至少从言辞上看世界经济正处于货币战争边缘，自从9月27日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宣布“国际货币战争”已经爆发，全球经济辩论硝烟四起，这次辩论不仅有激动的新闻头版作者，而且有官员们自己参与其中。有关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合作的模糊辞令已不见踪影,     

地方政府推动下一轮建设高潮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进一步确立。不过，对中央和地方来说，这场经济危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中央，这是一场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危机；对地方来说，中央应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则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官员告诉笔者，全球经济危机对经济当然有冲击，但更有意义的则是如下一些变化：银行信贷更容易了，筹资成本更低廉了，项目审批更好通过了，土地利用限制更宽松了……总之一句话，发展和扩张的环境更有利了。     

警惕GDP主义坏了“中国梦”

在强调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GDP主义有些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而是热衷于GDP增长。他们努力寻找自己要赶超的目标，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县市。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要警惕GDP主义对“中国梦”的影响。     

中国经济为何没有更快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4月14日】中国的快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个明显、甚至有些陈腐的问题。但是，这么问就意味着，在过去25年间，中国这个亚洲巨人的增长有些不同寻常之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不寻常之处在于其规模庞大。若非如此，它目前仅仅处于快速趋同道路的初期阶段，而此前日本、台湾和韩国都走过这条道路。     

三农“大夫”为什么开错药方？

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须针对性加强地方债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面对年内2.4万亿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务,甚至出现债主把有些基层官员堵在会议室“逼债”的情形.在民间借贷中资金链紧张时,这一幕也经常上演,只不过这次的债主换成了政府而已.央行近期公布的《2013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指出，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中国经济成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重要保障。     

政府职能转变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要降低地区间有害的竞争行为，关键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形成政府官员激励目标的多元化，而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等少数几个目标考核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