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投资的角度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短期商业信用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并基于2007年~2012年的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投资支出。     

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宏观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都显著降低。这些研究结果折射出,当货币政策收紧或宏观经济收缩时,商业信用资金从上市公司部门流向非上市企业部门;反之,当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宏观经济过度扩张时,上市公司部门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从非上市企业部门吸纳商业信用资金。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 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宏观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都显著降低。这些研究结果折射出,当货币政策收紧或宏观经济收缩时,商业信用资金从上市公司部门流向非上市企业部门;反之,当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宏观经济过度扩张时,上市公司部门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从非上市企业部门吸纳商业信用资金。     

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存货压力和行业景气预期下,样本公司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进而导致商业信用水平提高;信用缺失进而对坏账损失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水平.     

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两者关系的影响

本文以2005-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来检验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在企业中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的趋紧对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借款融资的替代关系的影响还会随着企业规模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一方面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存在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数据基础.     

管理者过度自信、政府干预与商业信用

虽然关于商业信用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主要是从企业内部特征来分析的,很少考虑我国特有的国情。笔者以沪深两市2007年～2009年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干预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两个方面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的程度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负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正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存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时,提供的商业信用比民营企业的更少。     

商业信用与投融资研究综述

商业信用已普遍证实为企业占比较大、不可替代的融资手段.本文将从投融资角度对现有商业信用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力求通过文献的整理分析使相关组织对商业信用与投融资关系形成统筹了解,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并为商业信用的后续研究展望奠定基础.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浙江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影响因素研究

商业信用是企业在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者预收账款所形成的企业常见的信用形式。本文在分析浙江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基本情况基础上,分析了流动资产、企业规模以及银行借款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关系。结果显示,商业信用与企业规模、流动资产和银行借款正相关。     

企业规模对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根据商业信用产生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和商业信用之间正相关,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通过建立主要受企业规模影响的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样本,运用独立样本的均值的T检验,文章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     

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小,融资期限越短;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所在地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弱化。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战略与商业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进行信贷市场及产品市场建设提供了证据支持。     

通货膨胀、市场地位对商业信用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研究市场地位和商业信用的关系,以及考虑通货膨胀预期背景下二者的关系是否会发生.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会凭借其市场地位获得较多的商业信用,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当预期未来将发生通货膨胀时,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也会增加;第三,通货膨胀预期会加深市场地位和商业信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当预期未来将发生通货膨胀时,市场地位高的企业能凭借自己的市场地位更多地获得商业信用.本研究把通货膨胀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纳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主体行为互动关系的研究框架中,量化通货膨胀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扩展了企业商业信用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和企业更好地应对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金融漏损——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数据,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比私有产权企业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企业为缓解融资窘境选择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替代融资,这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金融漏损的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收票据,而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付票据,这一方面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金融漏损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趋紧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企业间采用了交易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信贷配给的存在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以及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私有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政府信任、企业信用结构及其相关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提出"流动性"和"履约评价"相互转换的企业信用结构的转换规律,并研究"政府信任"的隐性担保功能对上市公司的"履约评价",以及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证券信用的影响.经验研究的结果说明,在上市公司信用结构中,商业信用主要受长期商业关系而不受政府信用的影响;政府信用增强了企业的长期银行借款能力,但短期银行借款更依赖于经营性因素;政府信用对增强企业的证券融资能力具有显著作用.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商业信用需求行业间差异及其影响动因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选取我国2002-2009年沪深两市金属冶炼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作对比分析。文章从商业信用需求角度研究影响商业信用的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对不同行业影响程度的差异。结果发现商业信用需求同本企业给予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程度显著正相关,同时金属冶炼行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程度确实有明显差异,后者的需求程度更大。商业信用供给水平、公司规模、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以及企业的偿债能力对这两类行业具有显著影响。行业繁荣程度、公司运营情况、成长性等变量在两个行业间的影响差异较大。基于文章的结论,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针对行业特性分别研究。     

商业信用:源于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基于产业价值链企业的商业信用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构造一个包含着产业价值链的企业之业务组合,并利用企业β值来表征竞争或合作及其对商业信用影响的研究思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中"石油-化纤-纺织"产业价值链的实证研究发现,融资性动机是中国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的主要动机;在产业价值链上,合作比竞争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大;竞争主导型企业的商业信用链主要以"三角债"方式相链结,合作主导型企业主要以"义务性互惠"方式相链结.     

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信用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给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下游企业。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显著多于私有企业,但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却显著少于私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不相关,而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信用再分配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再分配功能。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银行体系适当增加对私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可以充分发挥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     

内部控制质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12-2014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所在经济环境对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两种影响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优势可以使它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更小.结论表明: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特别是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公司,关键在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并根据自身情况衡量披露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对于商业信用的提供者来说,了解并评价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可以降低商业信用融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