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新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而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探索数字化能力（核心竞争力）、组织韧性（动态适应力）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市部分高精尖企业为样本,通过26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韧性在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组织韧性调节了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推动新时代高精尖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以及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时点PSM-DID的验证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结论可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力度提供经验支撑。对此，本文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体，缩小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异。     

城市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研究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将城市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测度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建立城市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制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推进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     

企业战略变化幅度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是实现高质量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途径,而微观企业随外部环境变化所发生的不同幅度的战略变化是否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变化幅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负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行为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战略变化幅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提高金融化程度进而降低会计信息可比性。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管理者短视程度较高的上市企业中上述抑制关系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战略变化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管理者在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把握战略变化幅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数，以2011～2021年中国全行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成本、增强运营效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绩效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注重对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服务，推动中国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浅析数字化转型对A股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年—2021年财务数据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从管理者能力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包括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者能力路径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