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日趋严重。“金税三期”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金税三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税收大数据，建造成一个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投资和经营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变化，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加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推动了资本深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资本深化是应对经济下行和人口挑战的必然趋势。因此,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在全国逐步推行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会通过治理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外源融资,进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征管弱地区企业以及税收转嫁能力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更具提升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税收征管对企业资本劳动比、要素结构的影响机理,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解释,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后果,为推进税收数字化决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投融资期限错配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会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其通过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桥梁效应”,以及缓解企业的双重代理问题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的溢出效应在抵押担保能力较弱、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区域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商业信用融资

采用2005—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研究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其商业信用融资比例要显著高于非成长期的企业;所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比,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成长期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大于非成长期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的情况更为显著,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之间的融资差距具有“放大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商业信用网络位置视角的分析

以200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商业信用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企业会选择提升商业信用融资,企业的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性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是通过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与系统性风险地位进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的。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缓解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依赖,但当企业自身能够获得银行信用青睐时,商业信用网络中心位置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因此建议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高时充分融入商业信用网络,以商业信用资源弥补企业的银行信用不足,同时监管当局需要合理引导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避免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资源的过度倾斜。     

浅议商业信用融资

本文就商业信用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及商业信用融资优势等进行探讨,旨在引导企业合理利用商业信用融资,构建和完善商业信用制度,为企业的发展广开融资渠道。     

会计信息可比性、债务担保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作为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对企业及整个供应链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本文以业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会计信息可比性在两者关系中起到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担保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之间显著负相关,且担保规模越大、存在高风险担保时这种负相关更为显著;会计信息可比性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并进一步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债务担保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     

"替代融资理论"还是"买方市场理论"?——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

文章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以投资者视角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的关系,探讨了"替代融资理论"与"买方市场理论"的适用性.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为0.531元,表明商业信用正向促进企业发展.相对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性质企业而言,融资约束企业、民营性质企业所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更高.该结果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体系中,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是商业信用的提供主体,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更有倾向通过提供商业信用来增加销售、扩大市场份额,该结论支持"买方市场理论".上述研究方法及结论是对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对进一步理解商业信用价值的影响因素及相关金融风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商业信用融资对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北大核心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企业非正式融资中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不仅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而且还具有债权相机治理功能。以沪深A股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影响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可以通过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和发挥债权治理作用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可以从夯实信用基石,加强诚实守信文化建设;强化制度保障,完善信用风险预警体系;加强信用监管,构建数字信用监管机制3个方面扩大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替代融资理论"还是"买方市场理论"?——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

文章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以投资者视角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的关系,探讨了"替代融资理论"与"买方市场理论"的适用性.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为0.531元,表明商业信用正向促进企业发展.相对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性质企业而言,融资约束企业、民营性质企业所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更高.该结果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体系中,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是商业信用的提供主体,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更有倾向通过提供商业信用来增加销售、扩大市场份额,该结论支持"买方市场理论".上述研究方法及结论是对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对进一步理解商业信用价值的影响因素及相关金融风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替代融资理论"还是"买方市场理论"?——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

文章利用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以投资者视角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价值的关系,探讨了"替代融资理论"与"买方市场理论"的适用性.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为0.531元,表明商业信用正向促进企业发展.相对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性质企业而言,融资约束企业、民营性质企业所提供的商业信用平均价值更高.该结果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商业信用体系中,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是商业信用的提供主体,与非融资约束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更有倾向通过提供商业信用来增加销售、扩大市场份额,该结论支持"买方市场理论".上述研究方法及结论是对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对进一步理解商业信用价值的影响因素及相关金融风险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基于未解释审计费用度量的实证研究

商业信用的获取和供给受到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制约,而会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监督企业运营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本文利用未解释审计费用衡量会计信息质量,探讨了中国上市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对商业信用获取和供给的影响效应,并分析此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性质、市场地位及政府干预下的差异性。实证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直接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并通过外源融资间接增加商业信用的供给,此现象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市场优势地位能够增强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的边际获取能力。此外,地方政府的干预也能改善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和外源融资的边际获取能力,但减弱了其对商业信用的边际供给能力。     

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基于商业信用视角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经营绩效，显著促进了商业信用供给。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企业延缓了客户销售款的收取并且更快地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融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下游数字化协同水平较高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主要促进了以融资而非交易为目的的商业信用供给；数字化促使供应链中的资金显著流向了交易次数较少、非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低的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应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企业信用评估、风险规避和供应链协作中的应用，为供应链发挥融资作用提供有力支持。     

社会资本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检验

以2003～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区域社会资本指数,检验各省份社会资本差异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位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会减少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产生影响,且在会计信息质量高、正式金融融资能力强、国有企业以及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中,社会资本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更显著,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调节社会资本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资本负向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作用会被强化。     

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借助“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对2003—2021年中国地级市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进行匹配的面板数据，考察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文明城市创建显著促进了辖区内企业商业信用获取。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机制在于优化外部公司治理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且这一积极作用在所处城市行政级别较高、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审计质量低、资产可抵押程度低和负债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研究有助于深入分析文明城市创建的经济后果，并为文明城市评选的持续推进提供经验参考。     

金融发展、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融资可以作为银行信贷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在企业的经营和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对于受融资约束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地还发现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商业信用对企业成长,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相对较大.随着金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成长对商业信用融资的依赖将逐渐减弱.     

供应商关系、市场化进程与商业信用

以2008—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与商业信用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供应商关系存在一个阈值,在到达阈值前供应商关系的加深能够促进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超过阈值后供应商关系则会对企业取得商业信用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考察市场化进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之后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敏感性更强。研究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影响方面的文献,为认识和理解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了一些借鉴,也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