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机制与政策激励效应——基于人工智能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从事学术型创业的现象,通过与传统的商业型创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刻画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机制,揭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学术型创业的作用机制及效果,进而通过建立动态优化模型,利用人工智能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主要结论有：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更容易产生颠覆性重大创新;学术型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以消化原有科研成果为主,R&D投入比较平稳,但在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成果转化机制后,R&D投入和技术积累水平会出现迅速提升;财政补贴对于学术型创业企业的R&D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政策激励效应强于税收优惠。为此,政府有关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共同搭建平台,鼓励并促进学术型创业,对学术型创业企业建立有针对性的创新激励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创新机制。     

企业外部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效应研究

企业外部环境是影响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时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及建议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能够有效提升治污效率,降低治污成本,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但实践中存在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清、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健全、政策非连续性不强给第三方治污企业带来风险、环保企业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尽快明确政府、排污企业、第三方治污企业的权责关系,建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加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完善有关配套政策,有序地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基于不同环境政策的油气田企业清洁生产博弈分析

在政府合理的政策激励下,企业推行清洁生产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油气田企业当前实施清洁生产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本文利用博弈论的原理,分析了在＂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下,实施清洁生产的油气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情况,并依据博弈分析的结果,为政府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提供建议。     

审计质量、政府补助与企业R&D投入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和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综合讨论政府补助和审计质量对4类企业R&D投入产生的外部激励和监督效应。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企业R&D投入呈正相关性;政府补助能够提高企业R&D投入,但这种外部激励效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即相对于民营企业和亏损型企业,政府补助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和盈利型企业对R&D的投入;并且高质量审计能够进一步加强政府补助与企业R&D投入的正相关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在全面实施“双碳”“双控”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政策亦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政策为切入点，采用PSM-DID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较强的融资“增益”效应，且对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就影响机制而言，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来自“排污权交易”的微观证据

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激发企业主体自主减排潜力，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健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的制度解析为基础，从价值链的新视角讨论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在理论上提出微观主体向下游延展的服务优化效应与向上游攀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在经验研究方面，将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获得微观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在发挥二氧化硫减排作用的基础上，推动了制造企业以延展价值链为导向的服务转型，表现为创造嵌入式服务和挤出混入式服务的优化效应，但没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并没有选择创新升级；排污权交易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和固定资产投入，降低流动资产及营销支出，达到制造企业服务优化的效果；面对市场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制造企业没有增加研发投资，而是优先实施末端污染治理实现减排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助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环境政策中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及其优化选择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政策工具也层出不穷,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有缺点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的路径。     

政府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政府“有形之手”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手段——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实施后,相关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提高,不过,创新的提高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专利,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方面效应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整体上政府审计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过,国有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可能。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的监督效应、激励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国企创新。以上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财政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增强”还是“削弱”？——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财政政策是助力企业创新的坚实保障，如何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激励企业创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文基于政策组合视角，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财政政策组合对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业化生产创新等不同阶段创新的影响有显著差异，财政政策组合对高研发强度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财政政策组合对高风险承担水平企业、高内部控制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对此，本文建议：探索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协同组合，完善政府补贴政策制度，构建覆盖整个创新周期的税收优惠体系，制定行业异质性的政府采购政策。     

商业众筹项目股权分层设置与治理机制

股权众筹项目具有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治理特征,主要表现为兼具人合公司治理模式和资合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参与主体要素投入方式和投入结构复杂、融资信息的广泛传播与项目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投资者投资的高风险与对众筹项目治理的弱参与、项目融资的低成本与项目责任软约束、项目治理创新与监管缺失等。根据众筹项目股东的行为特征,可以对股权众筹项目进行股权分层设置,股权的层级包括控制人股、管理人股、普通股、优先股。在项目治理规制上要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兼顾投融资双方以及项目和相关第三方之间的合理诉求,在权利义务和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上应该吸收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治理优势。     

管理层持股比越高越利于创新吗? ——基于不同所有权及行业背景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管理层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给创新带来的影响更显著,且高持股比例的破坏性更强烈,应重视管理层持股产生的"堑沟"效应,积极避免其负面影响;(3)相比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也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中介效应,而融资约束水平则对二者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和管理层激励政策提供借鉴.     

府际关系视角下我国基层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异化——基于江苏省S镇的实证研究

国家环境治理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状况。本文通过对江苏省S镇有关"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政策执行状况的实地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呈现出"合谋"、"诉苦"、"做作业"等行动逻辑,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压力型体制、环境政策的"可度量性"较低等诸多因素透过府际关系,影响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多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府际关系是理解我国基层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异化的关键。破解基层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异化的困局,必须推进地方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转变,实现政府环境监管的多中心治理;构筑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管模式;改革环境监管体制,推动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制度化。     

面向环境责任的产业链绿色化对策——以木地板产业链为例

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的背景下,对环境责任的研究视角需要从单一企业拓展到整个产业链条。产业链的绿色化既是环境责任的内在要求,也是环境责任在实践中的直接体现。构建"产业链整体"环境责任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链的纵横关系入手,结合木地板产业链的具体实例,分别对产业链上、中、下游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剖析,并从生产工艺、合作创新和外部监管等方面探讨其制约的深层因素,提出实现面向环境责任的产业链绿色化,需要从政府、产业链与企业三方协同推进来共同治理,具体包括推进合作创新、加强政策激励、保障监督机制和倡导绿色文化。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审计收费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以我国在7个省市先后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PSM-DID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审计收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点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审计收费，且该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改变时间窗口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的实施产生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是审计收费提高的重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在高污染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与环境执法力度大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在继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同时，可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完善相应的奖惩措施，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的政府人才治理:内涵、发展困境及应对策略

政府人才规制由管理走向治理,在理念、范式、方法等方面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提炼了人才治理的内涵、运行范式及特征.以问题为导向,诊断出当前我国政府人才治理面临着行政过度干预制约人才效能充分释放,导致人才治理高效化运行新格局难以达成;重人才“创新结果输出”轻“内生创新能力培育”,促使人才发展治理路径依赖本末倒置;供给类政策工具推动势能强于需求类、环境类政策工具拉动和影响效应,诱发人才创新成果现实转化乏力等发展困境.据此,从重塑政府人才治理职能边界,优化人才发展领导体制;创新政府人才治理内容体系,克服政府人才发展供给短板;厘定“政府-X”的关系边界,建立网络化人才协同治理格局三个方面,推进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政府补贴、研发策略和创新绩效研究——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研发策略为独特研究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建构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政策与外部技术并购之间的互补性,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即政府补贴推动了企业采用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并举的研发策略,并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效应研究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将创新提升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强调创新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并指出其贯穿性与广泛实用性.但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其研发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即外部资金与内部资金.其中外部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补助.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补贴的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等观点争相辉映.文章重点分析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效应,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监管机构制定奖惩措施提供参考.     

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以2013~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同时,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投入应采取有偿方式

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投入存在无偿使用、分配不公、监管困难、经济效益无法考核等问题,如果不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将难以保证政府科技资金的投入效益。本文提出了科技资金资本化的观点,通过建立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委托专业第三方管理、政府监督引导调控的方式对这部分财政资金进行投入管理市场化改革,以提高科技投入的效益和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