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和参加社保数量次之,参加培训次数、求助人数和子女上学也有影响,而职业技能、社区参与、工会参加、获得城市户籍和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和二元制度改革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成本收益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刍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工资、消费、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而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论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指出了制约其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并提出相应对策。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析——基于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目前,新生代正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特殊部分,他们带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城市,在市民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对于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障碍分析

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存在着缺少技能、就业信息不对称、不懂法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度。分析了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现行策略,根据农业劳动力市民化的一般理论以及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从职业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是职业主体和职业环境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职业能力获取和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引入到职业自我效能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中,识别职业能力获取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中介效应,探究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处理实证数据,研究结论表明,职业自我效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和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确定性职业环境负向调节新生代农民职业主动性和职业能力获取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体制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成渝地区的现实分析

随着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三大体制困境:牢固的户籍制度、难以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排斥性的社区管理制度。破局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困境需要从开创体制新格局、完善政策法律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农民工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等多方面入手,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打造有力的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内生土壤。     

基于ERG需要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分析

依据ERG需要理论,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其发展需要的体现,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应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制度、在县域实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和就业培训制度。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特殊劳动群体,他们年轻易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时尚和多样化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幢憬着城市的生活,但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社会歧视性政策等阻碍着市民化的步伐.从社会劳动力供需出发,健全职业素质培训机制,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覆盖面,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将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从再次流动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水平、向下抑或向上——基于主动流动方式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职业的流动特征及相应的经济效应对于深入考察进城农民如何通过职业流动积累并逐步提升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至关重要。本文以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拓展的明瑟方程来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以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收入水平与上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其职业流动方向(向上、水平与向下),进而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年龄、职业流动次数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负相关;相对于被动流动,采取主动流动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实现向上流动;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呈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态势,而从事服务业的呈现职业向下流动的态势,其原因很可能是其工资水平没有改变抑或下降,但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得到了改善。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利益博弈分析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产生了一支特殊的工人队伍。他们普遍是由农业人员组成或者来自农村地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具备相关的高级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农民工。中央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更,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新生代农民工",而我国政府针对这一现象也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概念,据了解,这在加速城市发展进程和速度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成功地解决我国目前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三农问题"。而本文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利益以及弊端上进行了分析。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