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变迁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

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通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前后的实证比较，从微观层面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抑制了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规模受到负向影响的传导机制；同时，企业会出于创造竞争优势的动机提高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研究结论证明了《指引》具有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对重污染企业能够起到“优胜劣汰”的效果。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完善绿色金融政策，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共同助力绿色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债务规模？——基于反事实分析法的政策效果评估

以2008—2022年中国Ａ股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反事实分析法中的PSM-DID模型，从重污染企业债务规模的角度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分析企业异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规模得到显著抑制，政策效果明显，但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国有重污染企业和处于地方政府债务较低的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受到的抑制更强，政策效果相对更好。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启示与建议。     

环境税费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党的二十大指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作为常见的环境管控工具，环境税费能否诱发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利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8年的数据，对环境税费负担是否诱发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期的环境税费负担水平显著地提升了重污染企业下期绿色创新程度，且该促进作用对国有重污染企业较为明显。据此，提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强化环境税费及企业绿色创新监督管理等，以期为地方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提供参考。     

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协同效应价值评估

绿色并购作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法，能否为重污染企业带来协同效应价值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提出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对收益法改进，并综合应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B-S（Black-Scholes)模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协同效应价值进行评估。最后以中欣氟材收购高宝矿业为例，评估其绿色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并购后管理者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并购管理效率提供参考。     

增负还是减负：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税收负担

文章采用2015—2022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减负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企业致力于绿色研发创新和向下盈余管理来降低税收负担。环境保护税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环保监管严、税收征管强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据此,提出积极落实《环境保护税法》、优化环境保护税污染排放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制定差别化征收的环境保护税税率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考核的社会责任引导效应——基于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视角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已逐步成为业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本文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人民银行将绿色金融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考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纳入MPA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存在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绿色金融纳入MPA会使得重污染企业的银行借款占比减少，经营压力增大，促使企业采取加大环境投资的方式提升社会责任水平来获得银行的青睐。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纳入MPA引导重污染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水平的效应对规模更大、董事会和监事会召开次数更多和国有的企业更强。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可能传导机制：商业银行为了获得更好的MPA考核分数，争取来自人民银行的流动性补充，会以调控信贷结构的方式限制重污染企业的银行借贷，这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绿色创新能否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组织合法性视角

随着世界各国对节能减碳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能否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进而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值得关注。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跨国并购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合法性获取策略，改变了东道国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推理，缓解了东道国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担忧，提升了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而促进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当企业承受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时，绿色创新作为合法性获取策略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并购方为重污染行业，并购方未通过质量认证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绿色创新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绿色创新与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合法性理论的理解，而且为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规则和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ESG水平显著提升，表明绿色债券能够发挥积极治理作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Heckman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债券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强化外部监督途径提高企业ESG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绿色债券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ESG水平的影响更明显；绿色债券对管理者能力较强企业ESG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绿色债券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证据。     

完善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绿色信贷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间的问题,即环保部门、银行权利过大,企业承担义务过多,导致绿色信贷政策运行效果不佳,而通过重新界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绿色信贷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相对平衡,以达到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目的。     

下游企业数字化可以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

当前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主体的溢出效应。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客户和供应商逐一匹配的供应链条和企业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专利大数据,首次从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特别是当上游企业规模较大、具有国有性质、知识存量较为丰富,或其所在行业市场竞争度较高、需求量较大、污染密集度较高时,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牵引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上游企业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能力,进而牵引上游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向溢出效应的影响下,上游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提升;不仅对企业策略性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对实质性创新产生“杠杆效应”;但在现有阶段,上游企业绿色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生产的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环节,还未深入到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的源头预防阶段。文章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企业创新为何重数量而轻质量——数量增长目标考核视角

数量增长目标考核是中国创新政策的重要特色。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问题和机会主义，数量增长目标考核会引发微观创新主体的适用性策略行为。文章通过手工搜集和匹配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尝试从专利数量增长目标考核视角，考察中国2010年实施的《全国专利事业发展战略（2011-2020年）》这一重大创新战略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该战略对企业专利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专利质量提升具有抑制效应，表明专利数量增长的目标考核会导致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申请行为。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以及创新能力偏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申请行为。进一步，该战略主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扶持等政策措施引导企业专利申请行为。这些结论为引导中国企业高质量创新行为的政策目标设计、政策工具选择及分类精准施策提供了有益启发。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对2008—2019年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及工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空间相关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且绿色创新在省区间具有空间关联性。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偏微分方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本地影响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正向且影响系数较强,说明其明显发挥了创新倒逼效应,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相对较弱,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因一部分地区环境标准的提高促使污染企业或项目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地区转移,从而阻碍了承接转移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进程,致使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绿色创新的负向溢出效应显现。     

绿色信贷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上,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为研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梳理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分析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基于自治区12个盟市面板数据,对绿色信贷与自治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能够促进自治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对不同区域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绿色信贷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分别显现出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作用。最后提出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制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融资机制、强化区域研发能力及技术创新机制的政策建议。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ESG 表现

“十四五”时期,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更全面的规划和更长远的目标,持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瞄准企业ESG 表现为切入点,以2007 年-2021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ESG 表现,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吸引分析师关注来提升企业ESG 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高的环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ESG 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福建省小微茶叶企业生存现状及其发展探究

通过对安溪、福州、武夷山、福鼎等福建主要茶产地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从企业人力资源情况、资金、营销模式、国家政策影响等方面对福建小微茶叶企业现状进行描述,提出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融资困难、产品缺乏创新、茶叶市场混乱、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找出原因并提出改进小微企业评级授信制度、简化贷款审批环节、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强市场监管和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后续跟踪等建议,为小微茶叶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参考。     

Doe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duc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To control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nd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ET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two provinces and five cities since 2013. This study us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of the pilot CETS as a quasi-experime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duces green innova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green patent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2 to 2018.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ETS pilot-policy-induced green inventio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Notably,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ilot policy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