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视角下FDI强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关系

立足创新经济视角,利用2001-2010年FDI强度和科技创新数据,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3SLS法进行了系统估计,对FDI强度、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企业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过程中劳动力和资本是企业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的创新产出弹性更高;FDI通过技术外溢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效应,其效应大小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性互动有关;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对其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内外资企业在研发领域的竞争性互动可以促进双方创新水平的提高,其中外资企业在创新竞争中的反应能力强于内资企业。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市场换技术下内资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路径——基于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的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可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包括行业内的竞争、示范效应,行业间的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人才流动效益.这些效应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即选择、获取、吸收学习和改进国外技术,经过模仿、跟随进而达到创新或超越.然而,溢出效应不会自动产生,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又受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学习、研发和行业内外资企业间能力差距的影响.在市场换技术的行业或地区,如果内资企业学习和研发强度大,行业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适中,外资的溢出效应就可能大,在此状态下,内资企业就可基于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加速其技术发展,反之,就会形成技术依赖甚至被逐出市场.汽车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开发企业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合资企业在技术能力提升上的巨大差异,对此提供了很好例证.     

外资异质、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进入我国,但内资部门相对薄弱的吸收能力使得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我国技术创新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文章在测算我国各省创新绩效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广义距估计研究了在外资异质条件下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双重作用,我国吸收的FDI总体上不利于吸收能力双重作用的发挥;港台FDI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却不利于技术吸收,而欧美FDI则表现相反;外资技术含量过高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削弱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形式相比,外商独资企业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技术溢出。     

技术差距、FDI知识溢出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R&D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对于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而言,FDI渠道的知识溢出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非线性影响。     

内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的自主创新——基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实证研究

作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的进入是否对中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而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发生及其方向依赖于双方的相对技术水平,技术溢出的大小则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本文使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内外资企业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设想,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存在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在给定外资企业研发量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而中国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方向的技术溢出没有发生。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FDI溢出、出口导向效应与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07)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数据,从FDI溢出及出口拉动效应两方面度量了FDI对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以及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近年来外资的进入及其出口导向的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该行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溢出效应主要局限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内资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作的投入对其吸收FDI及其出口正向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FDI技术溢出与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

文章围绕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FDI参与程度)、内资企业生产效率以及技术差距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在汽车行业中,FDI参与程度与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不利影响。前者是因为在内资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FDI参与程度的挤出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后者则是因为内资企业应该通过吸收与自身技术差距较小的技术以提升其生产效率。FDI的来源对内资企业生产能力的形成也具有显著影响。行业竞争强度对于内资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同时具有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基于外资异质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相对薄弱的吸收能力是制约FDI技术创新溢出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测算各省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外资异质的角度分析研究吸收能力对我国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双重作用,进入我国的FDI总体上不利于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吸收.港台外资虽有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却不利于技术吸收,而欧美外资则反之;外资技术含量过高不仅难以吸收,而且会削弱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相比,外商独资企业非但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技术外溢.     

可竞争垄断结构下FDI技术外溢机制与影响因素——基于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对FDI技术外溢在产出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两方面的外溢效应作出比较分析,将FDI携带的技术区分为示范效应下的通用技术和竞争效应下的竞争性、排他性专业核心技术,依据行业集中度的高低不同将国内行业样本分为两组,对比检验发现:垄断竞争结构下的内资企业具备显著的学习能力,能够从外企获取竞争性、排他性核心知识并有助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接近完全竞争结构下的企业不能有效通过学习竞争性知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虽然示范效应下一般通用型知识短期内有助于企业的增加值率显著提高,长期来看显著抑制了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3—2007年我国28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参与度、FDI研发强度以及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对内资制造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三个因素对全部内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将制造业划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一般行业,外资参与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抑制程度要小于一般行业。外资研发强度对内资高技术行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一般行业亦产生消极影响,但不显著。外资科技人员比重明显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对低技术行业的研发支出强度产生负面影响,但统计上也不显著。上述结论意味着外资参与对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较为间接,需要关注直接影响内资自主创新投入的外资研发强度和外资科技人员比重等因素。内资企业要主动提高自主创新投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缩小和外资的技术差距。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FDI、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加坡的数据分析

笔者在对FDI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东道国吸收能力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关键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结果显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关键因素,同时东道国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更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代入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加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的观点得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