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发展模式与兴安盟开发的几点思考

在东部发展模式中．上海以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以及国家巨额投资和政策支持．成为无可争议的“龙头”．而小型区域经济（或称县域经济）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苏南模式中．地方政府充当企业投资者，创办者的重要角色。“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使政府事实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县域经济既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又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环节。县域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双二元结构”体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许多困境,使“三农”问题更加凸现,成为全面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一个巨大障碍。因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县域经济的繁荣壮大必须深化制度改革、突出战略重点、发挥比较优势、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和谐社会缩小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之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经济转轨过程中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居民收入差距却出现了日益扩大趋势。城镇贫富差距扩大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建康发展,成为制约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为此,政府应该从新的视角入手,充分认识政府应充当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县域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论文在深入分析县域经济现状和“三农”问题原因的基础上,积极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由于二元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落后、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中国“三农”问题仍然很严重。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经济内生动力,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实施郊县城镇职工“再就业工程”

随着城镇企业职工下岗待工人数日趋增加，在“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下，县级政府如何实施好“再就业工程”正式为影响县域社会经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问题。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分析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县制历史久远，经过自春秋战国以来数千年的演变，目前，县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基层经济、基本支柱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对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推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县域经济研究涉及广泛，本文概要论述了县域经济的概念、重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改造县域传统农业、如何理解和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如何理解经济要素向县城集聚的意义，以及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重要举措。我国的县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水平低,这就要求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找到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把县域经济搞上去。     

“市管县”体制的缺陷与“强县扩权”改革

“市管县”体制是中国地方政府层级结构的突出特点.从目前来看,“市管县”体制不仅不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还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行政管理效率的降低和行政成本的增加.因此,改革“市管县”体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强县扩权”改革通过赋予扩权县财政、人事以及社会经济管理权限,克服了“市管县”体制的缺陷,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简论县级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政治（或政府）主导型发展经济的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县政府应从那种直接的、无所不包的管理经济的模式中解脱出来，着重抓好服务工作。（一）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搞好县域经济，首先要有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总体发展规划。没有规划，搞建设就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目前，各县都有自己的规划，但有些规划或是缺乏科学论证而脱离本县实际，或是有了规划却不按规划实施而使规划形同虚设。一个科学的发展规划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既立足于本…     

东部发展模式与兴安盟开发的几点思考

在东部发展模式中,上海以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以及国家巨额投资和政策支持,成为无可争议的"龙头",而小型区域经济(或称县域经济)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苏南模式中,地方政府充当企业投资者、创办者的重要角色.     

找准位置 转变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县一级政府如何找准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我们认为，必须抓好以下三点：一、加强政府引导，当好县域经济的引路者加强经济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首要职责。目前县域经济正处于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市场经济的风险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必要。一是确定正确的产业和投资方向。近年来，临武县委、县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趋势，立足临武县情，提出了“经济发展上效益，事业发展上台阶，社会治安上水平；城乡居民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税”的“三上三…     

走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四步棋”

德安县经济要健康的发展，必须走好四步棋：１、立足县情，发挥区域优势，制定地方发展战略和立足点发展德安经济，做出的战略重点选择和制定的发展战略要符合实际，就是要把可利用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重农、强工、活商、兴游、兴镇的思路上确立“富民、强县、升位”发展思路，只有目标明确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明确的方向。德安县要从县情出发，发挥资源优势，确立“以区域位置交通便利为依托，生态环境为基础，以能源、矿产工业为主导，农业第三产业为补充”，走出一条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的新路子。并且…     

县域经济发展要有新思路——桂阳县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

计划经济的那种“自上而下”发展县域经济的办法行不通,但完全放任自流也行不通,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不可缺少的。政府完善发展的软硬环境,提供好的政策和公共服务,企业和农民千方百计增强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上下结合,政企合力”,县域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解读“民工荒”

如今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得到不断的完善。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动力，但作为“有形的手”的政府，无论是治理观念还是职能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次“民工荒”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对县级社组织结构和经营结构创新问题的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县域经济发展显得愈来愈重要。各级供销社特别是站在为“三农”服务第一线的县级供销社，应该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进一步振兴和繁荣供销社的需要。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管理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这“两个转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经济管理体制转变中的重要内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应该在国家“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框架下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理顺省以下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促使财政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发展等职能的有效发挥。     

“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的意义与构想

县域经济,为浙江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率先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原本耕地不足的浙江农民,在致富冲动驱使下纷纷“泥腿子上岸”、创业办厂.但受限于城乡壁垒,只能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呈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由此构成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初始形态.随后浙江省政府因势利导,对县级政府大胆放权,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和四轮“强县扩权”,使得浙江县域经济迅速壮大.     

浅议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偏差问题的解决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小系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对区域内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区域。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级政府的作用,而县级政府往往存在角色偏差等问题,致使县域经济发展受阻。本文在简要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偏差的表现和原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如何解决政府角色偏差问题,以期能成为县域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参考。     

论中部地区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县级政府角色错位,导致中部地区县域发展滞后。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主要承担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的谋划者、县域市场秩序的规范者、县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推动者、县域内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扶持者和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角色。这需要牢固树立对人民负责的权力观念,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塑造先进县级行政文化。     

清代农业立法与农本经济的回光

在中国，重农思想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清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基础，沿袭了“重农抑商”思想，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仍然体现在“重农抑商”之上。当时，政府明确提出“王政之本在于农桑”，这充分反映了浓厚的农本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为了达到重农本的目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扶持与鼓励。正因为如此，康熙、雍正、乾隆百余年时间里，实现了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该时期封建经济的某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