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2)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3)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4)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产业协同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中介效应模型

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并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发挥积极部分中介效应,即产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型。基于行业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中介效应强度高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综合框架

本文探讨交通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机制。为此,本文选取了企业库存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理论上,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市场扩张、市场竞争和运输成本三种路径影响企业库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实证上,本文将考虑质量的公路面积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行业划分的机制验证等方法,验证了这三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市场扩张是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库存关系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何种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并对各路径的贡献进行了量化。本文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以及增强市场活力等作用,这些作用都体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重要角色。     

我国中部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6省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中部地区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发达地区以及重要能源基地.本文选取我国中部6省1988～2006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能源作为一种必需的生产要素,对实现中部崛起目标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生产要素流动与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效率，培育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分别解析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显著促进了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且对出口工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促进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中介效应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节效应，主要通过资本要素流动、劳动力要素流动、技术要素流动等途径来实现，且各生产要素流动在传导路径中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     

中国天然气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将天然气消费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共同投入C-D生产函数建立计量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30个省市的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协整检验表明经济发展和天然气增长有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天然气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因,而经济增长不是天然气消费的因,最后对天然气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西部地区1986-2006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无显著的正效应.回归运用了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产出确实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文章还得出了西部12个地区的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表明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证据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为此,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东道国不同类型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2)从中国对东道国出口来看,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出口推动作用最强,随后依次是公路与航空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从中国自东道国进口来看,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而铁路、航空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较小;(3)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4)交互项分析发现东道国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港口与航空基础设施及港口基础设施改善对航空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铁路基础设施贸易促进作用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全要生产率的影响及中介效应

利用2007-2019年国家高新区及中国城市数据，实证考察了“成熟型”和“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高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城市TFP增长，“成熟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存在抑制作用，“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熟型”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TFP的影响产生了遮掩效应；“成长型”高新区创新能力通过增强城市劳动力素质促进城市TFP增长。异质性检验显示：东部地区“成熟型”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有显著负面影响，而中西部地区“成熟型”创新能力能显著促进城市TFP提升。不同政府规模城市的高新区创新能力对城市TFP亦有不同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大量人力资本。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经济达到平衡增长的条件，揭示了地区间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流动差异所导致。     

中国省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省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的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潜力对资本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影响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本、开放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以及拥挤成本对所在省域的资本流动具有抑制作用。在研究期内,资本的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

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截面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三类模型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     

经济自由及其变动的增长效应——来自跨国经济增长面板数据的再检视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的核心内涵。经济自由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存量资本的生产配置效率，并对国内外投资给出积极信号，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研究各国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不同及其转型动态，用近百个国家的增长面板数据验证经济自由水平及其提升的增长效应。此外，本文还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方法检验发现，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后者不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该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一带一路”视角下沿边省区开发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沿边9个省区1995—2014年的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开发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沿边省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沿边开发开放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技术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渠道则不明显。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沿边开发开放应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找准开放新定位;加大人才和技术引进力度,增强创新驱动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互通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