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服装出口机遇中蕴藏风险

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从2005年1月1日起取消配额，我们把从现在到2005年1月1日命名为后配额时代。在此前的十年，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在WTO下的《纺织品服装协定(ATC)》的规则下形成，发展中国家控制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抑制着本国的纺织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利用配额抑制进口保护了本国的纺织业，为本国纺织业结构的调整争取了十年的时间。这十年(1995—2004)间形成的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的前提下形成的，是扭曲的贸易格局。遵循WTO基本的自由贸易原则，配额时代必须如期结束。同时，绝对不能以配额时代的贸易格局、观念去看待后配额时代，后配额时代新的贸易环境将会产生新的观念，形成新的贸易格局。     

配额取消对世界服装贸易的影响:基于2000-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协议)的规定,纺织品服装配额自2005年1月1日起即定取消。作为一项重大的贸易政策调整,配额取消对世界服装贸易的实际影响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这一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和地域区位国家间的均衡性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本文基于51个世界主要服装出口国2000-2007年的贸易统计数据,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就配额取消对世界服装贸易影响的均衡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配额取消使各服装出口国在世界服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产生非均衡性变化,这一影响与出口国所在地域区位有关而与收入水平无关,中国和欧洲国家是配额取消的受益者,而北美洲国家则受到配额取消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评估配额取消的效应以及判断后配额时代世界服装贸易的走势格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欧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历程和结构简析

纺织品服装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商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欧盟是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对中欧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商品结构进行了简要分析。     

CAFTA下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纺织品服装贸易为例,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CAFTA的建立并未给中国对东盟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创造效应,反而使得双边贸易减少;另外,本文还证明了区外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通过测算,CAFTA的建立使得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福利效应为负,2010年福利损失达1.05亿美元。     

浅析“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纺织品服装贸易已进入“后配额时代”。贸易环境的变化,虽然给中国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也使其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新的贸易摩擦。美欧等国近期频繁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特保措施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ATC如期生效后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2005年1月1日，ATC协议将正式生效，纺织品服装贸易的无配额时代终将来临。从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本文在ATC如期生效的基础上，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前景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2005年后全球纺织品和服装产业展望

根据乌拉圭回合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将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纳入 WTO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意味着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时代正式结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纺织品服装一体化进程。本文主要探讨了2005年后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出现的贸易新格局以及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新现实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业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20 0 4年 12月 31日 ,WTO框架下的《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将告结束 ,因而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配额体制也将随之成为历史 ,世界纺织品和服装产业将面临重大的变革。文章主要探讨在即将到来的“后配额”时代 ,中国纺织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纺织业的共赢局面以及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后配额”时代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理性看待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

2005年1月1日开始了全球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后配额时代，这将会极大改变全球纺织品服装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和纺织品服装贸易格局。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竞争对手的日益强大以及主要进口国非配额贸易限制措施的不断出台等，将使未来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从政府、产业和企业3个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提高自身竞争力，治理出口秩序，实现向后配额时代的平稳过渡。     

绿色壁垒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与对策

加入WTO后，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确实像预期的一样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与此同时，进口国的绿色壁垒仍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纺织品服装的顺利出口，从而限制了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文章在阐述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形式与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与研究了绿色壁垒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出口市场与世界进口市场的匹配性——以制造业为例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出口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出口市场结构与世界进口市场结构之间的匹配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以制造业为例,在将其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收益性结构变动指数、劳伦斯指数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出口市场与世界进口市场的匹配程度和变动方向及波动幅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演进与展望

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项网络地位衡量指标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都相对落后,1962年我国点出度为48位,点入度为73位,出强度为24位,入强度为33位,核心度为68位。经过曲折发展(1949-1978年)、高速发展(1979-2001年)和高水平发展(2002-2018年)三个阶段,到2018年我国除了入强度排名第二以外,其他各项指标都是排名第一。中国已经从世界贸易网络中的边缘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及国际竞争力演进分析

随着创意产业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创意服务贸易也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自2004年起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但在全球所处地位仍然偏低,仍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按照TC指数和CA指数计量的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逐渐提升的演进趋势明显。为尽快提升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应尽快建立创意服务统计信息系统,把创意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扶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进创意服务业发展所需稀缺生产要素,并建立创意服务发展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     

Regionalization of Textile Trade: Evidence from the EU,NAFTA, AFTA,and SAP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effects of four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 (RTAs) respectively the EU, NAFTA, AFTA, and SAPTA on textile fabric trade from 1990–2005. 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for analyzing textile trade was first generated by the fixed-effects method. Regional dummy variables were then used to identify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arising from the RTA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either trade creation nor trade diversion effects existed in the EU textile trade. Trade creation in terms of imports was identified in NAFTA and SAPTA. 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shifting textiles trade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he member countri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two free trade areas (FTAs). On the contrary, trade diversion was recognised some years after AFTA's enactment. It represents a movement towards free trade and is beneficial for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textiles trade influenced by the formation of RTAs and elimination of quotas on textiles products.     

基于整体网分析法的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文章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服务贸易数据,基于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构建六个服务贸易关联网络,选取整体网分析法中的点度中心性指标、中间中心性指标和基于CONCOR算法的核心-边缘结构性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10年间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后全球各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往来愈加密切;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竞争力总体偏低但地位有所上升,且进口地位优于出口地位;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快速提升,渐由半边缘地带转向核心地带,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增强,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区域。总之,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竞争力正在由弱转强。     

关于应对欧美对我纺织品出口设限策略的思考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被取消,对于我国经贸界来说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但随之而来的欧美对我设限风波,使纺织服装企业陷入严峻形势。文章从分析纺织品贸易现状和受限影响着手,以浙江省和杭州市为实例,总结出纺织品服装出口中的问题。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同时呼吁每一个WTO成员国都应努力营造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     

产业结构影响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分析和解决中国当前的贸易收支失衡即巨额的贸易顺差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关键所在。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从商品结构看,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已成为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及二者的相互影响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人民币升值虽然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状况,但与结构变量相比,其改善的程度较弱。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多地放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方面。     

中国外贸战略回顾及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历经起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且正处于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进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特点出台了相应的外贸政策,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外贸战略和开放进程,按照不同时期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总结了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指出我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但目前已经在进行纠偏和完善,以期为今后的外贸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服装业供应链协同运作策略研究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加强,供应链管理模式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但如何才能发挥供应链管理理念的最大优势,还需要大家不断的研究、探索和实践。我国是公认的世界服装大国,服装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国内就业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何将我国服装业提升为世界服装强国,发挥出我国服装业更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艰巨任务。我国服装业经营者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思想,与国际接轨,采用供应链管理理念,融入供应链协同运作模式。     

China’s Foreign Trade: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st 150 Yea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ast 150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opening of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identify what is (and was) China’s ‘normal’ level of foreign trade, and how these levels changed under different trade regimes,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We present new evidence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treaty port era (1842–1948), drawn from disaggregated trade data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that yields important findings for current research. First, although the volume of foreign trade remained limited initially, there was a notable expansion in the diversity of products, with many new goods being imported into China. Second, the regional diffusion of foreign goods through China was greatly facilitated by the expansions of the port system. Third,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mediary in China’s trade has undergone long‐term fluctuations suggestive of learning effects. China’s recent wave of liberalization has led by the early 1990s to a trade level comparable to the high of the 1920s. While much of China’s recent growth in world trade is in line with her income growt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ina’s trade openness today, comparable by some measures to Denmark’s, is a stunning reversal relative to the pre‐1978 and also the pre‐1840 period. The paper emphasises the roles that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have played in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