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下的中国文化——关于近代中国文化的若干思索

鸦片战争之前,就有部分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程,清政府就开始同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难以抵挡西方的入侵,因此中西的交流之门被迫打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虽然清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西学"有所限制,但是交流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固步自封只能使自身发展更加局限,积极迎纳才有可能在发展的大洪流中持帆远航。近代化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文化融会的过程,是一个中西碰撞的过程。     

清朝广商潘启

清政府为了与洋人进行贸易，在广东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专门机构，叫“十三行”。“十三行”里有个“同文行”，“同文行”老板叫潘启，是个善于利用清政府官衔玩弄权术致富的官商。潘启玩弄权术有四招。     

近代东北边疆的危机与清末的移民实边思想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和清政府的日益腐败,中国的国力更加衰弱。于是,我国内地与边疆地区普遍呈现了危机状态。中国边疆的危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同时,与清政府反动的内外政策,不无关系。东北疆域界临强邻日俄,他们侵我东土,日甚一日。加强边防,迫在眉睫。朝野上下呼吁,极宜拟定移民之措施,以充实边疆之厚力。     

清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缺陷及其产生原因

晚清时期清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既有决策过程中的失误，也有实施过程中的缺陷；有的是客观条件与环境的限制所致，也有系主观认识偏差所造成。同时，还包括清政府不断增捐加税的恶劣影响。这些均与清政府封建专制政权的性质有着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因此，晚清的新经济政策虽然产生了许多值得肯定的积极作用，却不可能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真正获得健康、顺利、迅速地发展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

清末新政是封建王朝挽救其统治的最后一次努力。不仅政治上的“预备立宪”令人瞩目，而且经济方面的“变法”活动也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影响到清王朝的命运。把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纳入新政的范畴加以研究，或许会丰富对清末新政的特点和性质的认识。本文将首先概述庚子之前经济政策的特点和庚子后清政府应付危局的设想；接着论述清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然后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摇摆和混乱；最后简要地总结新政时期经济政策的特性。一、官僚集团内的政策设想庚子之前数年中，清政府为应付甲午战败后…     

“铁路国有”缘何引发帝国崩溃

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基本顺应当时世界潮流，但经济纠纷很快诱发政治冲突，如何应对“保路运动”连锁危机，是历史留给风雨帝国的最后一次机会。1895-1911年，中国共修建铁路近5000公里（约占近代兴建铁路总长的40％），但主要依靠外资修筑的就逾80％，作为交换，清政府不得不把诸多权益让渡给借款机构。     

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看张之洞的法律思想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宣布开始新政，要求各大臣广献计策。在此情形之下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清政府实施的新政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基础而展开。《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于研究张之洞的法律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清政府未杀汪精卫之原因再探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案是晚清政坛上一宗引人注目的案件。按照清朝法律，汪精卫等应被处以极刑，而清政府仅判为终身监禁，原因何在？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指出汪荣宝、章宗祥在案件审理中发挥了甚为关键的疏通作用，二人确定保汪策略，并提出避开正常的法律程序，在量刑时提出变通处罚，最终促使清政府对汪精卫等宽大处理。     

清朝大晋商刘笃敬

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山西太平人。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清政府软弱腐败，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肆向中国倾销洋货，山西各地的洋布、洋面、洋烟、洋火、洋线、洋纸、洋画、洋书，充斥市场，洋商、洋号到处都是，固而国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商品市场，都洋货盈市，几乎被洋商垄断。山西商人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商业步履艰难，危在旦夕。     

从和谐社会社角看我国政府治理边界的规范

认清政府治理边界，规范政府行为是实现政群关系、政企关系和政社关系和谐的前提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认为政府治理边界是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者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界限，以及政府在转让权力的过程中对其代理者的有效影响限度，指出当前政府与公民、市场、第三部门的边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划清政府治理边界的对策。     

对清代财政的理性主义解释:论其适用与局限

清代财政有三大制度性特征广为学界所关注:第一,不管是和其他中国早期现代王朝相比,还是与其他早期现代国家相比,清政府的整体财政能力都更加薄弱。第二,在长达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经济总量有显著增长,而且后来又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清政府始终拒绝提高农业税的总量。第三,清政府对农业税和非农业税始终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农业税往往处于停滞状态,而非农业税则往往被相对灵活地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一直偏向以"经济理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清代财政政策进行解读。本文将论证,尽管这些解读相当成功地解释了非农业税收的变化轨迹,但却没能令人足够满意地解释农业税的异常停滞。因此,它们无法解释为何非农业税被清政府灵活地使用,而农业税却没有。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清代财政背后的政治逻辑,恐怕需要摆脱纯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转而去关注财政政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于意识形态之上。     

清末新政财税改革前黑龙江财政状况简析

1901-1911年的新政，是清政府在最后十年间所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在此期间，庚子之乱后的巨额赔款，以及举办新政所需的大量宪政经费，无不使已经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面临窘迫的财政危机。而江省乃龙兴之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清王朝必须付出大量的财力以巩固边防，江省此前收入依靠外省协饷，太平天国动乱后，清廷的财政权力分散，这使清政府的财政也由高度统一集中的集权逐步向地方自筹自用的分权发展。     

川渝：抗战复兴的基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与民争利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反响激烈。由于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本以“租股”为大宗，四川广大人民群众都与该路有经济联系，在商人和士绅的领导下，川人组建保路同志会，掀起抗争路权的汹涌浪潮。数十万武装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清政府从湖北调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军力空虚。     

中俄两位文化名人在俄远东的足迹——单士厘、曼德尔施塔姆在海参崴

海参崴原为我国的领土，1860年清政府将之割让给沙俄。20世纪初，清政府外交使节钱殉携夫人单士厘赴欧任职，在此留下足迹。单氏在其《癸卯旅行记》中对当时正兴建中的这座城市记述多多。及至20世纪30年代，俄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遭政治迫害被流放到这里，继而瘐死并埋骨此处。     

酒后：高门巨族的精魂

她出生就注定着不平凡，降临在1900年，与20世纪同龄。麦叔华的父亲是成功人士，跟康有为同榜进士，在清政府当过相当于现北京市市长的官，溥仪大婚那会儿，麦家大小都有份喝喜酒。     

清末的“国企”

占代中国的政府都没有主动办国有企业的兴趣和冲动，菊一是不需要扁平型的小农社会，第二是轻视商业和商人的思维习惯在作怪。但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清政府逐步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     

王东槐及其专祠

王东槐是咸丰帝的老师，历任翰林检讨、江西道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福建按察使、湖北盐法道等职，太平天国期间死于湖北，以身殉国。死后受到清政府的追封，并在原籍建有专祠。     

南京到重庆的日子

随着清政府灭亡，金陵制造局于1928年改为上海兵工厂金陵分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称金陵兵工厂。     

花旗银行金融业巨头发力中国

1902年，花旗银行在中国上海设立首家分行，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升起美国国旗的银行。该行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适应美国同中国的贸易与资本输出的需要及代美国政府收缴清政府的“庚子赔款”。     

近代时期官办、官督商办煤矿的政府约束因素分析

对于民间矿业投资而言,招商承办制度本身的缺陷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不完全财政制度。对于官方矿业投资而言,原因有二:一为清政府的政府储蓄严重不足,一为清政府对于社会资金高效运作所需要的企业制度供给严重滞后。因此,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政府资金供给约束,以及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是近代时期官办和官督商办煤矿失败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