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的维度北大核心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等回归方法,检验作为正式制度的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均能显著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总体效应明显,但对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群体的结构效应不显著;第二,农户家庭的社会网络在农村金融和收入分配中发挥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其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担功能有助于缓解农村信贷约束,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但信贷资金分配向社会网络资源丰富的高收入农户群体倾斜,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收入差距矛盾改善的缓解作用。上述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要增强对不同层次收入农户群体的针对性和可及性,着重服务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普惠金融在数字化进程中要注意保持“乡土”特色;数字普惠金融在善用农村社会资本和避免村民社会网络的逆向影响中需要仔细权衡,力求达到最优效果。     

中国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具体建议。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使得国民收入差距显著增加,所以要使中国金融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必须: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门槛;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以增加收入者的人力资本。     

中国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给出具体建议。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使得国民收入差距显著增加,所以要使中国金融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使全体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必须: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门槛;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以增加收入者的人力资本。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4-2008年的相关数据,借助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对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户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导致农户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规模扩张不是农户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是农户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导致农村基尼系数下降,农村金融规模扩张和金融效率提高是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除覆盖广度外,使用深度以及使用深度指标中支付、保险与货币基金这三个子指标均显著促进居民消费;(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种机制促进了样本期的居民消费;(3)使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将数据集替换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结论比较稳健和可靠;(4)人力资本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样本期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衣着、居住、日用品、交通通信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6)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仅促进了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而对高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支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家庭的债务收入比,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需提防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和过快增长。     

数字金融促进农民非农收入了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弥补传统金融体系不足，为解决农村融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解决方案，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对农民非农收入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说明：数字金融与非农收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数字金融显著提高当地农民非农收入，对周边地区农民非农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效应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政策和区域上的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两条渠道促进非农收入增长。这为优化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

河南省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和新趋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相结合,保障了农户借贷资金的不足,克服信息密集程度和流动性,提高了农户创业的积极性,推动了河南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采用2016-2021年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创业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各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很大。河南省需因地制宜,分域施策,创新发展战略,提高农民的创业热情。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消费升级

论文利用2018年在中国东部、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4个县（县级市）收集的400余农户数据,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和缓解信息获取受限两个方面讨论了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会促使农户优化消费结构,调整消费倾向;同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信息获取受限起作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起作用,而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则是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信息获取受限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不同年龄段农户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金融使用对青年农户的家庭消费支出、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老年农户的影响有限,仅对家庭消费支出和发展性消费占比有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理论逻辑,运用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变更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在各个区域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人力资本高级化路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能力、保障等）的影响基本表现为劣势群体获益较多的普惠红利，但包容性增长状况较差的家庭获益相对较少。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包括创业、就业、金融素养和发展型消费，作用机制对不同群体也存在结构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增强对包容性增长的正向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知识改变命运:金融知识与微观收入流动性

“金融知识”已经被广泛证实与个体金融行为联系紧密,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往往在金融市场上表现更好。本文借助收入转移矩阵考察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情况并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总的来说,国内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差异较大,金融知识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在资本市场全面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微观收入流动性,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本地区乡村振兴，但对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赋能增长极和缓解农户融资约束促进乡村振兴；（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理距离范围、区域和省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优化路径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摘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