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和Pooled EGLS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非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取决于增大的国家j市场规模、提升的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2)随机效应证实,国家或地区j与中国地理距离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过,Hausman检验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是更加有效的.(3)1995-2006年韩国、日本、美国等24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应不敏感,同期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国家反应敏感,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具有国别性差异.(4)温州经验表明,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经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特定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应追求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对策是,中国可利用贸易回转效应、加强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应区分贸易国别,精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贸发展之间的平衡.     

中国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影响方式的分析

基于东部10个省份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构建涵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管理的经济绩效评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各省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然后,建立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将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及进出口贸易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江苏省,而海南省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最低;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途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人力投入是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因而,要进一步推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注重人才引进,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     

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通过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影响的门限理论假说,并基于1997-2013年中国各省份的现实数据,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负效应高于正效应,对经济增长显示出一定的抵制作用;当地方经济发展处于中、高水平时,财政支出竞争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和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主要渠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国际技术效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国1985～2009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进口贸易和FDI能显著促进国际R&D的技术溢出,且吸收能力的加强有助于技术效应的扩大。但是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会抑制国际技术溢出,阻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善现有教育体制和提高人力资本自主创新才是关键,同时在不违反WTO协议的前提下,应采取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运用中国1985～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R&D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1)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均能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2)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研发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和FDI溢出渠道的协同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口贸易渠道的影响研究

一、前言 理论上很少有讨论不同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最早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是Maskus和Penubarti（1995），他们运用Helpman—Kruagman垄断竞争模型．就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效应进行评估。他们以“市场垄断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来解释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中间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因素。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时．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进口种类抑或增加进口数量?——基于中国产品层面进口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遵循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运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但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积极作用则是沿着扩展边际而实现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效应分别作用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前者占据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一个单位,扩展边际增加约36％,集约边际约减少5％。     

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被广泛认可，但国内众多有关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普遍忽视本土创新能力这一重要因素，因此，FDI技术外溢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可能被高估了。本文通过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中外价值链关联?: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制度型开放经济体的战略背景下，科学认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重要制度措施对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利用2000～2014年间WIOD数据构建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研究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升中外价值链关联的紧密度，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第二，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链关联效应主要是由前向价值链关联程度的提升所驱动的，并且表现出对专利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渗透率较高的行业以及高收入贸易伙伴国的作用效果更强的特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引致的技术创新效应、制度距离效应以及生产步长效应是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价值链关联的重要渠道。文章拓展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研究，为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测度研究

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深入融合，是促进数字经济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环节，是助推数字经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基于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机理，从融合基础、融合投入、融合产出、融合环境、融合治理等5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综合评价模型计算省域（自治区、直辖市）2017-2020年的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中国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能力融合发展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出口技术含量与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北大核心

基于Melitz(2003)模型，文章将知识产权保护引入企业生产成本函数，并考虑内生化的企业出口技术含量选择进行拓展，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及内在机制。使用省级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与企业层面相匹配的数据，文章研究表明：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更大。渠道检验证实，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激励企业提高出口技术含量，促进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区分出口市场来看，加强省级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拓展北方国家市场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比南方国家更大。据此，文章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中国企业分散出口市场目的地，提升了企业应对外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

本文把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引入Feder(1982)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货物出口部门和服务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效应,以及由外部经济效应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随后,本文分别基于中国和OECD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2)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出口部门的匹配性强于低技术出口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增强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3)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部门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助推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发挥了"绊脚石"的负面作用。以上结论对于调整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制定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FDI的影响研究

我国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技术赋能释放了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对国际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CRITIC赋权法测度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证实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进一步开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金融发展、信贷资源配置与过度投资

本文旨在分析金融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微观证据。基于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贷款量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企业获得长期贷款越多后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意味着,在缺乏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199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在我国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存在区域差异。从全国层面上看,贸易和知识产权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效应明显;但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门限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的溢出条件尚未发生作用。     

黑龙江省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创意产业是一种智力劳动成果，知识产权正是对这种智力成果进行确认和保护的武器。本文结合黑龙江省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和解决创意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达到促进创意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全省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的目的。     

双向投资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基于2009—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文章使用熵权法测量省级层面就业质量,并探究双向投资对其产生的影响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呈“U”型关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存在经济区位和前期就业质量水平上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城镇化、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呈差异化影响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我国应当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按照经济区位、就业质量水平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综合运用和发挥科技、社会条件的调节效应,以期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西北5省区为例

基于多维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作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固定效应模型,利用1995—2015年西北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第一,从区域层面来看,1995—2015年间,西北5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影响系数为0.09。第二,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的不同阶段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呈增强趋势。具体表现为,1995—1999年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但不显著;2000—2009年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投资每增长1%,GDP提高0.67个百分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效应依然显著并较前一阶段提高0.06个百分点。第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性。其中,宁夏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度最大,其次,是陕西、甘肃和青海,新疆则出现了不显著的逆向影响。这对西北5省区紧紧抓住新机遇,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扩张进口种类抑或增加进口数量?——基于中国产品层面进口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HS-6分位产品层面的国际贸易数据,遵循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运用面板数据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进口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进口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增长,但知识产权对中国进口积极作用则是沿着扩展边际而实现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和市场势力效应分别作用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而前者占据主导;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一个单位,扩展边际增加约36%,集约边际约减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