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机会、土地制度与长期投资

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妨碍了农户的长期投资,应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停滞负责。不过,已有的实证研究并不完全支持这种看法。事实上,长期投资与土地地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通过一个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土地制度与农户长期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表明,土地调整制度并不必然妨碍农户的长期投资,尤其是当不存在外部机会时,土地调整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度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是相同的。     

劳动力迁移、土地流转与农户长期投资

本文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周期对农户长期投资的影响,发展了一个存在完整的土地产权和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时的农户长期投资模型,分析说明,农户的长期投资依然少于社会最优。并且,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周期越明显,农户长期投资越少。因此,解决农户长期投资减少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提高农户外出的稳定性,使得农户能够永久性的获得城市工作和身份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 ,利用 6省 1 5县市 1 80个样本地块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和 2 0 0 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 ,结合同时期这些样本地块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对于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 ;同时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农民的土地产权稳定性意愿及其对土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

定性分析了农民土地产权稳定性意愿对土地产权稳定性的可能影响,并利用抽样调查的数据对农民土地产权稳定性意愿与土地产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揭示,在调查区域,农民的土地产权稳定性意愿并未得到尊重,即农民意愿对土地产权稳定性未能发挥显著影响。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新农村建设与农户家庭长期投资激励研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往的文献围绕农地产权与农户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最终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章认为在我国现有农村经营体制下,在坚持农地使用权永远不变的前提下,应重点研究如何激励农户长期投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应把长期投资分解为对土地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的投资缺一不可,最后指出要从保障农民投资收益权、建立农地流通机制和弱化乡村集体权利三个方面来建立农户家庭的长期投资激励机制。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土地配置

本文将中国式分权下的两个核心制度——税收分成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基于财政激励视角,研究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城市土地配置行为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县级政府面临的增值税分成、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配置产生的直接和交叉效应。利用1999—2011年间相匹配的市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数据和地级市市辖区分类型土地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增值税分成通过财政利益效应显著正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营业税分成通过影响增值税的相对分成变化显著负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财政利益效应和财政压力效应的相互抵消,使得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商住用地的配置效应较弱;增值税分成上升通过工业溢出效应和财政压力转嫁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增加了居住用地的配置。基于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与财政激励理论预期结论一致。最后,文章还发现,增值税分成上升降低了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果,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土地产权障碍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面和发展趋势,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由于产权主体不清晰,产权内容不明确,致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难以确保和增加。因此,要以土地产权清晰为着眼点,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指土地被国家征用后或土地经营使用权经流转后而得到的相应补偿和收益。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理论与来自苏浙鲁的经验

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越低 ,其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 ,租入农地的面积也越小。土地调整虽然降低了农户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 ,但是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增加了农地使用权市场中的供给。在人地矛盾紧张的地区 ,农地供给量的缺乏是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 ,土地调整促进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本文利用 2 0 0 0年苏浙鲁 1 0 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三方面问题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安全投入与企业安全生产最优决策

本文运用均衡方法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工具构建了一个企业安全生产最优决策模型及其分析框架,对较低的工亡赔偿标准、安全资本投入不足与安全事故频发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机制给出了一个严谨的经济学解说,并通过对国内例证的考察,验证了其结论.文章发现:过低的工亡赔偿标准,在强化企业安全资本投入负激励的同时,又为其盲目增加产量而忽视安全风险提供了正激励,由此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安全事故频发,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的局面;2004年我国提高了法定工亡赔偿标准,则从反向强化了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为企业增加安全资本投入和技术改进提供了正激励,由此决定了2004年以来的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     

Land conservation and tenure security in Kenya: Boserup's hypothesis revisited

Land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used by farmers are know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farm incomes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the long run. For this reason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search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rop varieties to new practices of l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land rights among other factors on adop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actices. The study further tests for Boserup's hypothesis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land conserv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using panel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farming households.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paper are that property right regime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ffect both the decision to conserve land as well as the type of conservation practices used by farmers. The results further sugges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us supporting Boserup's hypothesis. The findings call for pursuit of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olicy measures that offer incentives for land conservation through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particip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创新的价值、非对称信息与终身教职制度——兼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本文将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视为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鼓励重大创新的一种合同安排。我们证明,当科研人员的能力与努力同时不可观察时,“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合同能够替委托人节约信息租金,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更具有效率优势的制度安排。我们发现,终身教职制度的产生与知识价值的提高、科研活动复杂程度的增加、科研成果反映个人能力的客观性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地,本文还比较了终身教职制度的不同实施,发现当重大科研创新的价值与难度同时提高的话,只提供终身教职的合同而不是双轨并行将会变得更优。本文的研究提示,在中国的高校中是不是实行终身教职制度且如何实施取决于高校中知识创新的价值、科研工作的复杂程度和科研评价体系等因素,因此不应草率推行。本文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现有的对于终身教职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而且也通过分析现实中该制度的不同实施为中国的高等院校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条件与时机提供了解答。     

对外投资业务中的盈余管理及其评价浅探

本文分析了在对外投资业务中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并以具体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最后指出适当的盈余管理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增加公司的实际盈余,改变的只是实际盈余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分布。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投资结构实证分析

文章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典型相关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农业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农业投资结构各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发现,农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关系最为紧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呈现最大相关,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则与农村居民个人投资呈现最大相关;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我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需求还不协调。研究结果为探析当前我国农业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农业投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土地投资与土地租赁最优动态合约设计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由于种种因素所导致的土地使用不当或开发过度而造成的土地质量下降问题日益严重,基于此,文章在充分考虑农业生产活动和不完全合约的特征以及土地质量的动态演变下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土地最优租赁模型。受投资和自然侵蚀（主要指土地使用不当或过度使用）的影响,土地质量将随时间而改变,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以固定报酬为租赁者参与条件,土地所有者的最优为投资与劳动投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土地所有者的最优合约由三个参数（单位投资成本,产出分享比例参数,为固定支付数量参数）决定。模型显示分成制合约能够对土地租赁者给予足够的投资激励,土地所有者可以取得投资和努力投入的最优。     

最终控制人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结合Bushman和Smith的研究框架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性在它们间无明显差异;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但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

本文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1)收入差距在即期对投资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之后影响变为正,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2)收入差距对教育的影响较弱,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3)由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超过了教育,因此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主要来自于投资的渠道。从累积效应来看,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经济增长有利于降低收入差距。因此,控制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