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地位视角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高风险地位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收入风险、家庭结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感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公共服务设施和政策的扩充,更要积极地开辟"绿色通道"以化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压力,通过改善其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城镇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对1996-2000年间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下岗职工认为自己比较幸福,69%的下岗职工主观幸福感得分在4以上(最高分为7),女性比男性幸福,受教育程度高反而幸福水平低,年龄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发现,收入、健康、婚姻、社会支持、再就业状况等因素对下岗职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员工的幸福感:心理资本的作用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得出了结论与启示,提出了相关建议。指出,调查结果表明,员工的幸福感和心理资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因此,组织可以运用有效的组织文化、员工心理拓展训练等方式,加强对员工心理资本的开发,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文章基于对湖北武汉、江苏淮安、山东莱芜等地区农民工的调查采访,细致分析了农民工的整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真实把握了农民工在生活等方面对幸福的感受,以期为党和政府进行决策提供较科学的参考依据.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家庭状况、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状况等.     

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利用2013 年中国七大城市调查数据, 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IV Probit）,将农民工幸福感分为幸福程度、生活满意程度与未来信心程度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城市定居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对其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定居不但提高了其幸福程度,而且对未来信心程度与生活满意程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释机制显示,在举家迁移、城市排斥与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城市定居对两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独居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 2017年的数据

在以人口老龄化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独居老人由于其群体特殊性,他们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问题尤为值得学界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数据对1 016名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支持（家人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社会支持（社会阶层归属感、信任感及公平感）和政府部分制度支持（医疗保障制度）显著影响独居老人主观幸福感,政府的其他制度支持却无显著影响;此外,独居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年龄、城乡和健康状况差异。基于此,相关部门应从政府、家庭和社会及个人层面入手来探索增进独居老人生活福祉的可行路径。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对265名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手机依赖倾向、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手机依赖倾向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性负相关。对于普遍存在的手机依赖现象,社会、学校、家庭都要高度关注,要疏而不堵,引导青少年健康、正确使用手机,使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井冈山地区为例

旅游发展作为带动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能否有效提升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值得进一步研究证实。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井冈山地区414名居民，对获取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旅游经济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二，旅游社会文化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旅游环境获益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拓展了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对象群体，理清了老区旅游发展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原理。最后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三个层面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老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策略。     

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比较研究——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社情民意调查的实证检验

居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本文首先选取健康、婚姻、收入、教育、是否城镇居民等九个变量,采用有序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对城市居民和村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资源禀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回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源禀赋、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并对相应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自然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到农村有显著的影响,而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以及就业服务等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阻滞"效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质上是个体决策、家庭约束与社会政策建构的结果,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享有的权利以及水平的提升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农民工政策的关键。     

企业员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实施途径探讨

幸福感是人们对自己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正面或积极的主观感受。对企业员工而言,幸福感就是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员工对企业发展的成就感,员工与企业、社会之间的和谐感。文章分析了影响企业员工幸福感的因素,并就如何提高企业员工的幸福提出了解决措施。     

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1 965个样本数据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公平感和家庭收入满意度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维护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应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以增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中国情境下消费者幸福感的研究展望

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的涵义及影响因素已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忽略了将消费者幸福感与以往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的结合,而且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幸福的认知的特点考虑不全。文章在对主观幸福感和消费者幸福既有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幸福感产生的内部机制及外部影响因素的模型,以为中国消费者幸福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路径探析

大学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文章以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理论阐述等方法揭示了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指出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提出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加强幸福感教育、建构良好的人文校园环境、增强感知幸福的能力等方法策略,以此来增强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多代同堂是否更幸福?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围绕"多代同堂是否增进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1)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即家庭同住人口数量越多,老年人越倾向于不幸福;(2)同住孙子女数量和同住重孙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同住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与子女配偶同住会显著降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4)与城市相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乡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因此,适当引导并加以控制家庭同住人口数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心健康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家庭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9年珠海市健康城市调查数据对居民身心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家庭收入差异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人群具有更为优秀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其获得高幸福感评价结果的前提，而心理健康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暂不显著；高收入家庭人群则会权衡身体与心理两者带来的双重影响，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兼备才能获得高收入家庭人群在幸福感提升方面的认同。此外，经济因素对低收入家庭人群的幸福感维护更为显著，家庭成员数量、身体健康不佳等容易带来生活成本提升的因素都极有可能降低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因素对高收入家庭人群不具显著影响。     

基于幸福感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探讨——以温州市为例

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统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手段,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和幸福感水平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以实现其正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