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和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上海综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科学评价模型,发现与发达国家和一般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上海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0世纪末为分界点,之前环境综合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文章还运用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21世纪后上海环境污染加剧进行了分析,发现2000年后上海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结构有重工业化的趋势,这加剧了工业废气的排放从而导致了整体环境污染的恶化.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再次证实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改变具有正负效应两重性.最后为避免上海环境污染恶化,结合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环境作用的正负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文章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混合技术效应、结构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治理技术效应和综合效应,并运用37个工业行业2001-2009年三种主要废气排放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废气减排的贡献,得到如下结论:纯生产技术效应、纯污染治理技术效应在减排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工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工业废气减排的作用效果不明显,相对2001年甚至还加剧了环境污染;结构生产技术效应和结构治理技术效应都对废气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结构的不合理。     

城市规模扩张与环境污染：理论与实证

城市规模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深刻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城市规模扩张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结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基于2007—2020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改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且对于不同类型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效应。城市规模扩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多中心和低密度城市规模扩张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更为突出，同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省会城市和东部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规模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加剧环境污染，同时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起到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     

我国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分析——基于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选取2000-2008年西部地区十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和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加剧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和环境政策则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对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政府干预

本文运用静态理论模型, 对中国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并基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模型, 利用2005—2013年31个省会、 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的数据, 对中国环境污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不考虑技术进步异质性时, 中国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 即随着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先加剧后减轻; 考虑技术进步异质性后, 两者呈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先减轻后加剧. 中国政府环保投入则在两种情况下均对环境无显著影响. 从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为改善环境质量, 现阶段采用鼓励环境友好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等间接干预要优于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等直接干预.     

企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就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验证了技术进步具有促进碳减排的作用。进而利用2005~2012年北京市八大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与分析,得出北京市企业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值为19.07%,表明企业技术进步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充分挖掘技术进步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内在潜力,是北京市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

利用长三角地区2006—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指数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熵权法测算环境污染程度。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倒"U"型效应,上海、江苏以及2006—2010年的浙江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改善环境污染;安徽以及2010—2018年的浙江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环境污染。另外,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对环境具有负外部性;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水平的交叉项以及技术水平对环境具有正外部性。     

财政分权、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排放——基于赣鄂湘36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近些年中央连续出台环境保护法规文件,地方政府也连年增加环境治理投资额,但是我国工业污染排放量未减反增,似乎存在"绿色悖论"现象。文章选取2005—2014年江西、湖北、湖南三省36个地级市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引致"绿色悖论"的可能原因。实证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有显著正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影响,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空间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大于工业技术进步的负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会加大财政分权的正效应,这个结果解释了"绿色悖论"在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的原因。     

论外资引进对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影响

文章运用1997年-2007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方面探讨我国外资的引进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外资的引进加剧了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应该对外资的引进进行合理引导,进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     

基于多变量双对数回归模型的工业发展与环境质量实证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采用改进的多变量双对数回归模型,判别基于工业规模、工业结构、工业技术三类效应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找出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内在关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结构对环境影响程度最高,工业规模次之,技术因素影响最小。南宁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加快工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提高资源生产率,减轻环境压力,优化环境质量。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

选取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具有动态、积极的正向连续性特征。在直接效应方面,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呈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融合缓解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提升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在间接效应方面,产业结构转型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中间传导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为正向中介效应。本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周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     

城市群功能分工、工业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检验

2003年起，我国城市群由专业化分工快速转向功能分工，但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运用2003-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仅包括自变量空间滞后的SLX模型，研究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城市群层面，功能分工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正“U”型关系；功能分工结构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均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在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空间溢出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空间滞后效应均有利于邻近城市减轻环境污染；但城市群功能分工技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均未体现出预期减排效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功能分工与协作需进一步加强。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首先,从环境监测动态化、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化、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深度化及环保产业智能化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空间关联性,并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互联网技术进步能显著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针对不同的污染物,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不同。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区域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7—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的综列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工业三废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遵循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要素、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均会带来东部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     

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及收敛分析

文章利用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将其作为经济的非理想产出纳入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及其时间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考虑环境污染因素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著下调,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我国的绿色Malmquist指数整体上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只有东部地区呈现较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在控制投资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与环境治理力度后,各地区均表现出条件收敛趋势。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构建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响应模型，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分析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且绿色技术进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较显著；绿色经济发展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进步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作用程度较小。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再检验

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理论模型,利用1985—2008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协整分析分别建立了工业三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模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EKC"倒U"关系;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要素和污染治理都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技术进步偏向、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基于2006—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从影响传导机制、非线性特质角度探究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①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②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要素配置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经济韧性的重要机制；③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其子维度与经济调整适应能力不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但与经济创新转型能力具有非线性关系。因此，要合理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发挥技术进步偏向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以技术创新、理念革新与机制鼎新抵御潜在风险，增强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