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与首位城市增长

中国的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财权调整使得各省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发生一系列变化。本文基于中国27个省区2000-2012年的数据样本,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对于首位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对于抑制首位城市规模增加,平衡区域发展缺乏效率;对于中央政府财政依赖度越高的省区,其首位城市规模规模越大;省级政府对于外围城市偏向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无法有效阻止首位城市的扩张。另外,首位城市能够借助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规模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财政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建议。     

“有形之手”与企业效率——基于环保专用设备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环保专用设备制造企业为对象,将政府补贴、所得税优惠、政府购买政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不同政策工具对于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对政府"有形之手"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结果显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政府补贴对于企业效率无显著影响,而政府购买政策会损害企业效率。改变估计方法、替换代理变量、删除插值年份、细分行业比较均证实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政府"有形之手"与企业效率之间的作用路径,发现企业寻租、资产冗余和市场扭曲是造成政府"有形之手"损害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     

试论发展中国家大企业的形成及其效率影响

政府经济政策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大企业的出现虽然有带来规模经济和动态效率的可能,但在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因垄断租金和政策租金的存在而缺乏将利润投入研发活动的动力,因而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将造成效率损失.为实现规模经济和动态效率,政府应当致力于创造稳定的商业环境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     

零售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对产出效率的影响效应统计研究

文章以生产函数为模型框架,以我国2013年连锁零售百强企业部分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对产出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零售企业连锁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张是企业产出效率得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当前我国零售企业连锁经营规模扩张带来的效率提升效应也面临一系列的瓶颈,连锁零售企业的规模报酬正处于递减状态。根据分析结论,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粮食流通效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验证

在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支持和引导粮食行业转型发展的直接手段,对于粮食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我国粮食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提升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粮食流通改革强化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发展处于高水平、一般水平和低水平阶段时,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最大,处于一般水平阶段时次之,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最小。因此,现实中应该重视政府补贴的有效激励效用,以最大化政府补贴对于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以及针对企业性质和地区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方式,以最大化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     

政府距离、政策信息关注与政策收益获得

本文基于中国地方政府驻地迁移改革来识别企业-政府距离的外生变动，使用200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城市政府迁移前后地理信息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企业-政府距离对企业政策关注的影响及其最终政策收益获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与政府距离变远后，企业显著提高了年报文本中政策词频数，即失去获取政策信息的地理优势后，企业增加了对政府政策的关注程度以纠正距离变远可能造成的政策认知偏差；(2)企业-政府地理距离变动对企业政策关注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即距离变远显著增加了企业政策关注，但是距离变近的影响并不显著；(3)企业平均政策关注度的提高主要源自集约边际效应，即已经关注政策的企业增加了信息关注程度，而并未提高企业参与政策关注的平均概率；(4)与政府距离变远而策略性增加政策关注的行为，显著增加了税费返还金额的获得，而对政府补助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它增进了更依赖信息的权利性政策应享尽享，同时并未干扰竞争性政策的配置效率。本研究对缓解政策落地难题及政策优化配置的改革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排污权交易成本控制模型构建

排污权交易成本的控制对企业的长效发展至关重要。为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推进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并构建以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为基础的排污权交易成本控制模型。有效控制排污权交易成本,企业应及时公开交易市场信息,采取跨时段的排污权交易。政府应制定鼓励政策,激励企业持续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发育,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帮助和引导企业降低排污权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新能源上市公司金融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DEA模型和相关性分析表明我国新能源产业的金融支持存在效率缺失,低的纯技术效率值反映了技术水平较低和投资过度等问题,金融支持效率与投入指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应推动新能源企业上市,强化政策引导,加大政府对新能源研发支持力度,提高新能源产业金融支持效率。     

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流通业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创业活跃度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规模和流通效率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均能对流通规模的扩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普惠金融对流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带来的影响;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发现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显著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推动了流通规模和效率的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流通规模效率的提升,但对西部地区的流通规模和中、西部地区的流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文化产业实施并购重组的成本效应分析

并购重组是提高文化产业集中度,增强文化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途径。它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带来协同效应,优化治理结构,提升企业价值。但实施并购重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管理协调成本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是决定并购成败的关键。从社会角度讲,并购重组应带来全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效率改进,政府应加强推动、引导;从企业讲,并购重组并非是所有企业的共同行为,只有通过并购使企业规模达到适度,使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达到均衡的企业,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较好地生存发展,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外资并购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WTO后 ,外资并购在我国日益频繁 ,运用这一手段可以使并购双方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达到优势互补 ;合理避税 ,增加公众对企业的预期值 ;开辟我国上市公司融资新渠道 ;促进资产流动 ,扩大生产规模 ;融入国外先进的企业理念、企业文化、营销观念等。然而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文章对此提出了必要的对策和建议。     

试论企业购并风险的规避

公司购并业已成为继对企业“放权让利”和“承包经营”之后企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它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高度风险型的战略性对外投资,应用得好,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又能够加速资本集中,使企业日趋大型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但如果购并不规范的话,轻则会给企业带来风险,重则会使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因此,正确认识购并风险,分析其产生原因并且合理规避购并风险已成为规范公司购并的重要内容。     

我国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评价及调整思路

我国现行的国际投资税收政策,实行引进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中性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应该说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较好地促进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反映出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对内资企业,无论从事跨国经营与否,适用统一的无差异的税收政策,几乎没有税收激励措施,制约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因此,应遵循税收平等原则,对我国国际投资税收政策加以调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税收优惠向产业导向和科技导向的转化;加强税收优惠地区结构的调整;实行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方式;增强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协调性。     

试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的构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并购正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实施自身国际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有关跨国并购的政策十分缺乏,且相关的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完善,政府职能还不健全。企业内部战略决策不科学,并购经验不足。政府应加快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完善市场机制,开放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努力与国际接轨;作为企业,一方面要努力增强竞争实力,加强实际考察,科学选择并购企业,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求与跨回公司实行并购重组及合资合作模式,促使企业不断发展。     

SA8000对企业的影响和对策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是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企业社会标准———SA8000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入场证,对我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企业应是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经济主体,企业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要履行道德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在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同时,努力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基于“两税”差异的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内企和外企两种的企业所得税的差异,造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区域、行业发展严重不均衡,外资依存度变大,外资企业利用优惠政策避税、偷税和内企、外企外部起点不公平等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现阶段就应该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税率、规范应纳税所得额、突出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使税收优惠政策和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结合起来。     

外资并购障碍与对策研究

文章分析了外资并购的动因、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具体问题 ,认为必须通过健全法律法规 ,简化审批程序 ;规范资产评估制度 ,提高资产评估水平 ;适当放宽外资并购领域 ,进一步放开对外资并购的持股限制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和监督作用 ,为外资并购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政策与社会环境。     

加快发展现代流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许多商品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卖”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流通的先导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在我国降低生产成本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降低流通成本已经成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在我国,现代流通可以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服务,我们要进行流通体制的改革,重视农村流通和生产资料流通,改造和提升批发市场,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促进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企业成长性分析与评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与深入,我国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许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的快速衰落表明,企业总体所具有的成长性很差。通过借鉴国外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国内企业的成长问题进行研究,系统地分析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并提出企业成长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SME Export Performance in Indonesia After the Crisis

Firms in export-oriented sectors with more exporters and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or firms with more access/use of credit, tend to export a higher share of their output, whether they are small or large. The latter points out that the benefits of size-neutral policies that improve the overall busines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climate and secure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for all enterprises produce benefits for the entire economy. Small firms with higher use of machinery and higher use of domestic inputs displayed a higher likelihood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their output exported. SMEs show rising productivity with access and use of appropriate production inputs. Decades of protective size-specific policies, such as the reservation scheme for SMEs still in place in Indonesia’s manufacturing may have distorted, more than supported, adoption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among SMEs. These policies may need to be revisited and refocused on more size-neutral policies such as improved access to collateral or reduced cost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and licen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