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失业是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

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实现城市化,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中国乡村人口迁移的特点是两步走:首先是乡村劳动力进城,在城镇临时性地工作和居住,成为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后,民工才会考虑全家在城镇永久性定居。     

失独家庭的伦理关怀及其意义

据专家估算,中国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了百万,并且在高速增加。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 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久后中国将有1 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如何让失独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依、老有所终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关爱失独家庭,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和伦理关怀,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工流动与乡村中年失业

对包括民工在内的各类乡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城市民工需求年轻化导致三个后果。首先导致青年民工的供不应求,从而在乡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其次,导致乡村现有中年剩余劳动力难于在城市就业;最后,导致进入中年后的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中年民工家庭因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不得不回乡。后两个结果的不断积累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现象-乡村劳动力的中年失业。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一种基于修正的索洛模型的估算

索洛模型这一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有它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对于考察中国问题来说,也有一些内在缺陷.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对索洛模型做出了一些修正,并据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进行了重新估算.     

中国城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估算

本文将社会资本嵌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1988～2008年期间中国48个重点城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了估算和比较.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人力资本估算采用受教育年限法,而对于社会资本的估算则建立和采用基于永续盘存法和社会网络关系的经济学测度模型,并在模型中对工作流动对社会资本的贬值进行考虑.研究表明.处于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城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初始存量低于其他城市化阶段.整体上,任何城市化阶段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呈现增长趋势,而城市化第三阶段的社会资本初始存量却高于其他城市化阶段.但无论任何城市化阶段的城市社会资本均呈现下降趋势,处于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城市下降速度最快.     

我国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与养老模型建构

提出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的研究假设,依据调查数据,描述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探索应对我国大规模急速老龄化的养老战略选择,分析不同养老方式对养老资源的不同发掘整合结构及功能、不同养老方式需要的条件,以及经济住房困难和富裕家庭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依据老年人不同自理能力,提出对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型的建构思考,探索规避老龄社会养老风险的制度架构。     

独生子女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

独生子女政策无疑是过去三十余年间对中国家庭以及人口结构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之一，独生子女的“独”这一特性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反而更低。为了解释这一结果，本文从金融知识、风险态度、社会互动和信任度四个渠道分别进行考察。其中，前两个因素主要与保险能分散风险这一功能属性相关，而后两个因素则体现出保险因信息不对称而与生俱来的信用属性。结果显示，给定其经济水平，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的原因，并非是他们在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上与非独生子女存在明显差异，而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互动和信任度方面明显弱于非独生子女，正是这种“社会性”的缺乏导致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人口与居住安排关系研究

第一代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利用2006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通过列联交互表与卡方检验的方法,判断已婚独生子女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性。总体上,已婚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方式依然以从夫居为主,但也出现了夫妻之间从妻居、父子之间从子居、双方父母之间从独居等新的居住安排形式,这种居住安排与理性选择理论相一致,意味着新生家庭会根据现实需要作出相机选择。比较而言,已婚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父母的需求,而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更侧重子女的需求。     

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

本文运用广义倍差法系统探讨了独生子女政策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在家庭受到过分宠爱,但当他们离开家庭走向独立时,却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这一转变提升了他们的压力水平,恶化了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基于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后,步入社会的青年组相对于少年组的精神残疾率的上升幅度在显著扩大,且这一变化对于男性和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另外,相对于女性,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之后出生的男性比这之前出生的男性的精神状况(情绪郁闷或精神紧张)的恶化程度更明显,且这一模式对于独生子女更显著。本文揭示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思独生子女政策。     

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我们离世界水平还有多远?——基于国内和国际数据的比较考察

加速推进城市化和实现能源总量控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任务,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文章试图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来揭示城市化发展对能源消费产生的影响及中国现实.基于62个国家和中国30个省份的混合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框架下,就国际和国内的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考察,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2020年的能源消费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现实来看,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这意味着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而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对城市化的弹性系数要远大于国际水平.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无法同时实现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双重目标,只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的方式来协调这一“两难选择”.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

本文建立了一个消费条件模型来考察影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 ,包括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水平、消费者信用手段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 ,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模型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在收入水平以外对人均消费影响最大的变量。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条件也对消费有重要影响。银行卡普及率和养老保险的普及有正的影响 ,而以吉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可能具有负影响。基于模型取得的对消费影响的经验参数 ,作者建立了一个中国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 ,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消费条件状况进行刻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消费变动的未来趋势将有重要意义     

三个模型和一条曲线分析中国经济的二元化与城市化

中国经济社会严重的二元分化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及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大型城市继续膨胀,房产及生活费用高涨不下,中低阶层的居民状况恶化,根据托达罗模型可得城市经济二元化将会继续加重;另一方面,根据O环模型及中国实情可得,人口在东部沿海大城市的聚集,尤其是高等学历及高级技术型人才的东移,致使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人才短缺,不能有效带动周边及农村地区的发展,东西差距继续拉大。中国人口众多,巨型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的迁移,因此,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作用不明显。     

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

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中国计划生育已经陷入矛盾陷阱:一方面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性缺陷,对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补偿与救助,另一方面仍在继续鼓励更多独生子女的出现。独生子女政策在付出巨大的成本与代价后换来的却是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与"花钱买风险"无异。终止独生子女政策是规避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必然选择。     

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与社会保障

独生子女是父母的感情寄托和养老的重要责任主体,独生子女一旦遭受死亡或严重伤病残等意外事件,而母亲有不能生育,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生产、生活和养老的实际空难,独生子女父母将成为抵御风险能力最低、最需要政府和社会帮助的群体。     

1989-2004年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一个多层固定效果模型分析

利用1989-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固定效果模型和多层生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城乡家庭人均年收入的趋势、现状和特点,探讨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产生的原因。虽然在这16年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上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家庭的人均收入明显超过郊区、集镇和乡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受地域、社区和家庭等多层次因素的制约。解决城乡之间家庭收入差距的出路包括积极扩大非农就业,加快城镇化步伐,改善社区的就业条件,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回报率。     

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组别,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城市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日趋成为引起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均财富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是存在的,但距到达碳排放拐点分别需要12年、31年和23年。最后,根据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碳减排对策。     

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城镇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二、三产业发展的载体。我国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进程,２１世纪前二十年我国将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指标应按城市建成区里实际居住人口（含外来民工）来计量。城市规划必须高起点。城市化进程同时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要制定放开进城定居、就业、创业的政策。我国的城市重点应在大、中城市和城市群,遍地开花地在所有乡、镇所在地发展小城镇是不经济的．     

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基于江苏、四川两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江苏、四川两省1206名农村子女的抽样问卷调查资料,以农村非独生子女为比较对象,描述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特征,并从微观层面提出解释。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明显:文化水平更高、上重点学校的可能性更大、享有更多的家庭教育投入;独生子女身份、性别等个人因素,尤其是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的经济条件等家庭因素,能为农村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优势提供一定的解释。     

城市农民工生命统计价值研究:基于改进的特征工资模型——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生命价值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利用2009年和2012年上海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特征工资模型对样本农民工的生命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行业的伤亡风险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改进模型比经典模型更适合生命价值的评估。基于改进模型得到的城镇农民工平均生命价值为936.56万元,比基于经典模型估算的结果要高,原因在于经典模型中遗漏了消费这一重要变量。对年龄分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生命价值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在46岁~50岁达到最大,并且消费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其隐含的政策含义对于中国死亡赔偿、生产安全、环境和健康政策的效益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文章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协整分析来实证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出城市化对中国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份额。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联系,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这种长期均衡的短期纠正力量并不很强;现阶段城市化对我国能源需求的贡献作用尚比较小,而且还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建立有助于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推进模式是中国降低能耗的根本路径选择和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