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并探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比城镇更强，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及低收入地区更大；产业结构升级在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上升。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是逐步增强的。最后文章从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从消费与生产两端同时着手实现碳减排，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吗？——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金融发展新业态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是否产生影响值得探讨。文章选用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成本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中小型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且能够显著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升级。研究结论对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制造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科技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金融科技可以凭借其数字技术提高金融服务绿色产业的广度与深度,为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利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可以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但不会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从中介效应来看,金融科技可以通过助力能源结构优化来减缓碳排放强度。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金融科技与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基于此,我国应注重引导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继续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利用其数字技术精准实现绿色项目高效落地,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新旧能源平稳转轨,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轻流动性限制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样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严金融监管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数字金融能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数字金融发展节奏，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的经营情况，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减排——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县域面板数据,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工具变量、改变样本量、替换被解释变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差异,随着碳排放从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移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V型”变化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拓展、使用深度的增加、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碳减排的机制。为此,应纵深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证据

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产物，其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效应，以期为揭示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影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发挥助推效应。第二，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企业竞争力驱动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较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两个渠道，助力驱动企业竞争力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下一步应强化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协同联动。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微企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搭建数字化金融共享平台，更加精准地支持实体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降低农业碳排放量,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内数字普惠金融降低农业碳排放量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量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业低碳发展的效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能降低城市碳排放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了制度环境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消耗强度是数字金融改善城市碳排放的有效机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进而降低碳排放。(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中,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在数字金融与城市碳排放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未起到调节作用。(4)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而西部地区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