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运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高质量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门槛；再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最后，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展，而且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据此，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探索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新基建、市场分割与区域经济协调

文章选取2013—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法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可明显抑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提高数字新基建发展水平可显著促进资源配置能力提升，阻滞市场分割。进一步分析可知，数字新基建发展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局面，遏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为最大化发挥数字新基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的能动效应，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新基建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新基建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通过一系列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贡献度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第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新基建赋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数字新基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数字新基建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绿色创新：负担还是赋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对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在采用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量化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创新先抑制后促进，整体呈现U型影响特征。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会给地区绿色创新造成一定负担；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赋能效应”才有所显现，开始有利于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考虑变量衡量误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经由地区融资约束和政府环保重视度这两个渠道对绿色创新产生U型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推动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进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基于对数字经济概念和内涵的分析，文章从理论上说明数字经济主要从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三个方面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使西部地区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同时，结合新发展理念，文章也给出了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即坚持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坚持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助力西部地区实现平衡发展；坚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提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坚持开放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共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2)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3)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4)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     

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文章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首先刻画了各城市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发现数字经济与要素流动的交互影响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又一重要力量。此后，文章借助于包容性增长框架，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强化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实现了区域的协调发展。但数字经济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与资本的迁入以及技术的扩散有关，通过劳动力迁移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表现来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创新水平以及市场化水平偏高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基于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创新能力的提升为驱动，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保障，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要素流动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多重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数字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可见,加快数字化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复苏的重中之重。本文建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可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和提升创新效率来实现;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均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和城乡区域差异,全面提升创新效率,促进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要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不断提升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和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是否促进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

城乡融合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动能。本文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城乡融合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改善资本要素错配和数据要素错配对城乡融合形成间接促进效应。最后，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和区域异质性的特点。因此，应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医疗、教育、电商等领域的应用，加强资源共享，构建数字经济普惠格局，打破城乡分割的“藩篱”，助推区域协调，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