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金融科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当前,不确定性已趋于常态化,银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银行金融科技具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中国2013—2022年的银行金融科技专利数据和企业贷款数据,探究银行金融科技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二,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缓解金融摩擦和降低期权等待价值两条机制发挥作用;第三,银行金融科技能够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因此,政府和银行部门要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强银行部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加强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深度结合,健全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TFP的提升.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Huang和Luk (2020)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企业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投资决策偏误,造成非效率投资,进而对企业TFP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企业内部控制和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这种负向影响.进一步将非效率投资区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后分析发现,投资过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主要影响,并且这种非效率投资程度会进一步降低企业TFP.另外,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升级困境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1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资本投向与挤出效应

本文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考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影响企业资本投向的微观传导途径,及其对企业金融投资挤出效应的间接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非协调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金融投资,同时抑制了企业的实体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资);其次,与挤入效应相比,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中介效应的影响下,企业金融投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更多表现为挤出效应,且与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这一挤出效应在研发投资中更为显著。另外,本文还考虑了企业内外部因素的调节效应,发现在产权性质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企业之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挤出效应的间接影响都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采用Baker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CPI均产生了短期的负向作用.通过分区域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对西部地区消费与CPI的影响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投资的短期影响较显著,而对西部地区投资的长期影响较显著.该结论表明,政府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区域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为证据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2014-2018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计稳健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文章实证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重公司非效率性投资；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投资活动中具有治理作用，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然而会计稳健性对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会计稳健性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反应，可以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公司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可逆性与固定资产投资

本文利用2012年139部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资产可逆性,并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匹配至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而考察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考虑到资产可逆性与项目投资失败时的清算价值正相关,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7—2017年季度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被弱化,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凸显。特别地,在控制经济周期特征、投资机会和抵押担保效应后,上述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此外,考虑到模型内生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可逆性的度量方式、行业匹配度及模型设定形式等问题,系列稳健性测试均证实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的重要性。本文结论表明,资产处置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制造业服务化——机制识别与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的效应差异

作为驱动制造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倒逼"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手工整理的2013-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服务化数据,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能够"倒逼"制造业企业进行服务化转型,主要表现为其对嵌入式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混入式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特别地,这种"倒逼"效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难以通过信息技术投资间接驱动制造业总体服务化水平的提升,但能够通过该途径促进嵌入式服务化和抑制混入式服务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倒逼"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房地产投资

中国房地产市场向来被称为"政策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受到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理论上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并非等同于政策风险的增加,其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基于边界协整检验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产出、利率和房价的影响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住宅投资,但出人意料的是,其对房地产投资的长期影响是正面的。在短期内,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会对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有负面影响。进一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吗?——基于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视角

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Baker et al.(2016)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提高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意愿及规模,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存在卖空限制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错误定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两种渠道.此外,大股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进行股权质押将加剧系统性风险.本研究不仅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扩张选址——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中国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促使企业往往将地理空间的布局与扩张作为重要战略。使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子公司的区位选择。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母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在本地新设子公司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扩张；子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在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这一影响在2013年以后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选择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调节效应，家乡关系和校友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能改变企业扩散规律，促使初创期企业扩张由圈地模式转向跳跃模式，不利于初创期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和国内经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否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相应的影响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同时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负向作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会降低该负向作用；相较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