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识别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关键因素，提高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尤为关键。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调查数据，将数字素养、金融知识和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运用Probit模型、Poisson模型和OLS模型从是否响应、响应广度和响应深度三重视角研究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均是影响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关键因素，数字素养对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而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在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和响应广度的影响上存在替代关系，在对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的影响上存在互补关系。第二，基于数字金融产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支付、数字理财产品中，数字素养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数字信贷、数字理财、数字授信产品中，金融知识对农户数字金融行为是否响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扶贫治理战略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化为治理相对贫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治理相对贫困已成为新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贫困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因数字鸿沟会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深入则会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扩大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负面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是衡量农户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无数冲击后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在运用高阶条件矩测算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其中，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是作用机制之一。最后，从继续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及社会资本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坚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取向,特别是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可得性能够为各行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进而增强整体创新活跃度。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索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活跃度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创新活跃度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创新活跃度提升的影响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跃度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能显著提升技术创新活跃度、开放创新活跃度、活动创新活跃度,但无法提高制度创新活跃度;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创新产出水平、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间接方式,提高创新活跃度。有鉴于此,需出台叠加支持政策,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金融科技赋能,精准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区域协同合作,促进产业创新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扶贫贴息制度改革与“贫困瞄准”: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

扶贫贴息贷款是对农村信贷市场的一种人为干预,可能导致信贷市场扭曲。自扶贫贴息贷款制度实施以来,国务院扶贫办会同其他部门对这项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扶贫贴息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以及不同贴息方式对贷款质量、贫困瞄准等的影响,然后利用武陵山区某贫困县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行的动态数据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扶贫贴息贷款管理模式由利率管制转向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采取贷款偿还后向借款农户直接贴息的方式之后,扶贫贴息贷款规模增加,金融机构寻租问题得到初步缓解,贷款质量有所提升,但是贫困农户和农业产业受到排斥、贫困瞄准目标偏离等问题依然存在。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在深化贴息贷款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的同时,应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