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技术结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采用2002-2008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显示技术附加值原理,在剔除各类产品加工贸易后测算各省出口复杂度.基于此,建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先后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GMM方法,分析影响出口技术结构的因素.结果表明,资本劳动比、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以及基础设施显著地促进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分别与研发投入和FDI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诅咒”效应也存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禀赋对出口复杂度的负作用.     

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制度的门槛回归分析

相对于出口贸易的绝对量,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即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作用更重要;而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所发挥的优势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本文利用2002-2016年104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要素禀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制度门槛效应。当经济自由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要素禀赋没有显著关系,当经济自由化水平提高到门槛值之后,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体现其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看,当一国要素禀赋趋于高端化时,应采用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当一国要素禀赋处于低端状态时,单纯采用自由的经济政策有可能造成出口低端锁定,相反,适当的政府管制可能会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的检验

数字经济是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的影响显著为正,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果最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区域创新水平两条路径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相邻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创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区域资源共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本文在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系数,进而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揭示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具有显著的"逆水行舟"特征,赶超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有策略";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出口技术复杂度适度赶超能够有效地改进一国的能源效率,过高和过低的赶超均不利于能源效率改进,跨越"极限门槛"型赶超是中印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低能源效率并存的根本原因;最后高等教育对能源效率改进具有显著的边际递减特征,经济增长能有效地促进一国能源效率提升。     

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民经济分类标准三位码水平,测量我国29个省市2003—2012年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提升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金融效率相反,区域间差异较大。研发资本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影响较大,人力资本、资本劳动比、自然资源、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G20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将其纳入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分项服务产品出口来看,商业服务、旅游和交通运输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政府购买、保险和通讯则相对较低;从国别来看,美、英、法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印度、中国和印尼较低;另外,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鉴于此,我国应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高端服务外包发展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重新诠释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从单纯强调"高技术产业"向"优势产业组合"转变,并最终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服务贸易版图中的定位。     

技术进步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发现技术模仿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具有正向影响。利用我国目前研发投入的整体力度,确实可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的出口技术水平与结构,但为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需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加强研发投入的针对性。     

什么影响了服务出口复杂度——基于全球112个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的测度服务出口复杂度的新方法,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1年的服务出口复杂度,并据此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可能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利用外资额、人均GDP水平、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质量等,均对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货物出口规模则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2)服务业发展规模以及人口规模变量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不具备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发达经济体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FDI对发展中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发达经济体则不具备显著影响;(4)制度质量对发达经济体服务出口复杂度影响的程度及其显著性,均超过了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与现有关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相比,本文不仅补充分析了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关键因素,并且识别了同种因素对"两类"出口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所得结论对于中国服务出口实现"量质齐升"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政策意涵。     

要素市场扭曲、国际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梳理要素市场扭曲、国际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本文选用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将要素市场扭曲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通过进口溢出和专利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为正,通过出口溢出和FDI溢出的作用效果为负,总体作用效果为负,该结论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最后,通过Matlab多项式拟合函数,预测未来10年内要素市场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将不复存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此结论仍然成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注重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注重引资质量;制定好相关的政策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质外商来华办厂;依法保护外商的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大化发挥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出口技术水平。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企业性质

技术复杂度是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途径。本文采用Hausmann等(2007)的方法,从整体上、不同贸易方式、不同企业性质等方面测算了2000-2010年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变化,并构建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较高,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在四类出口中最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主要是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实现。此外,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增强效应。这些结论为当前我国外贸结构调整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城市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成本降低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内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更有利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出口技术的升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出口市场份额、FDI流入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为了考察外部因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影响,本文从双边贸易的视角构造"中国—贸易伙伴"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并将出口市场因素纳入考虑,分析中国在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份额与贸易伙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升级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5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出口技术复杂度顺贸易伙伴出口技术复杂度梯度增长;贸易伙伴市场份额的提升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作用为负,该结论存在出口市场与行业的异质性; OECD经济体和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非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升级; OECD经济体出口市场份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1997~2014年36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变化的角度,探讨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变迁途径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样本期内,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所呈现的倒金字塔型未被打破,传统服务贸易仍占主导地位;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正相关,自然资源禀赋"诅咒"不存在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中,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但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各因素对不同服务贸易部门进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