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干预视角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国企并购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改革的重心,因此此,国企并购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地方国企并购中在地方国企并购中,政府干预和并购类型对企业并购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2008-2010年发生的201次并购事件次并购事件,按照并购类型,分析在不同程度政府干预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差异政府干预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差异,得出结论:相对较高的政府干预可提高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企业的绩效相对较高的政府干预可提高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企业的绩效;相对较低的政府干预有利于提高纵向并购企业的绩效。     

构建新型政企关系，打造现代新国企

<正>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一直是改革开放45年来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政府与国企的关系如何界定和安排,这是关系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度性问题,也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全局性问题。下面,我就构建新型政企关系、打造现代新国企,谈点初步看法。     

EVA考核对国企会计信息真实性影响研究——基于国家持股的视角

以2005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EVA考核后是否保障了国企会计信息真实性,研究发现,实施EVA考核后国企会计信息真实性得到了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国家持股程度和持股政府层次不同对上述机理的影响发现,实施EVA考核后,国家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真实性呈非对称的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持股企业实施EVA考核后,会计信息真实性提高更加显著。由于会计信息是政府监管国企的重要媒介,因此,上述结论对政府如何通过管好资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治理好国企有启示意义。     

新型城镇化下政企合作的路径演进与经验借鉴

国有企业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在传统城镇化模式下,政府主导是典型特征,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合作是一种垂直合约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模式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成为主流,国企则成为社会资本主导力量,政府与国企之间形成一种多元合作的新路径。国企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负债能力、可持续经营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制度比较优势,应充分借鉴其在引入市场机制进行产业选择、探索建设用地市场交易新模式等方面的经验。     

财务专家评析零成本收购的得与失：有套牢的危险

从严介和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收购国企的三类机缘：一是主动出击，看中相关产业或是国企手中的资源；二是为了搞好政府关系，通过揽下这些问题国企帮助政府解决难题，由此可为日后承担市政项目做铺垫；三是当地政府无力还款，被迫接受亏损国企。     

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领域几点争论的述评

尽管国资的资产质量和国企的经营状况有了显著变化,但还需进一步改革。政府对国企的偏向性支持是"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国企具有双重功能属性和双重社会责任;国企的产权改革还远未到位;政企、政资不分和内部人控制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效果;组建国资运营平台公司和扩大监管范围是国资监管领域的改革抓手。坚持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环境,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消除垄断,实现政企和政资分开,明确不同类型国企的功能、责任界限是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领域的各界共识和方向。     

国营企业危机公关研究

有关国企的负面新闻不断,国企深受民众诟病,有关学者也提出了国企的四大病症,即工资奖金病、隐形福利病、职务消费病和红利分配病。本文作者在分析几起国企负面新闻基础上,从国企性质、责任和民众对国企期待角度出发提出当负面新闻出现时危机公关对问题解决是必要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国企的自律。国企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解决自身内部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国企的监管责任,以及国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民众监督才能最终赢得良好形象。     

税收目标、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

与以往简单按照产权性质把企业划分为国企和民企不同,文章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企业划分为民企、市(县)级国企、省级国企和央企4种类型,研究政府税收目标的层层加码是否会传递到微观企业层面,即不同层级政府控制的国企税负是否存在层层加重的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央企的税负最低,省级国企税负与央企税负没有显著差异,而市级国企税负显著高于央企;市级国企与税收压力显著正相关,说明市级国企承担了最多的税收压力。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融合

<正>国有企业通常是由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直接参与投资，又或者是通过其他形式参与控制的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国企发展现状来看，部分国企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企业转型升级难、资本保值压力大、营收不平衡等，这无疑对国企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国企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发展出路，基于国企的特殊性，应该考虑从思政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融合这个切入点入手，     

国企改制的政府支出与资金流分析

国企改制以来，政府为推行国有企业改制后付出的巨大成本与较低的收益相比，显然是不经济的。通过国企改制的资金流动分析，确定与国企改制的收益相匹配的成本，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以此对改制的资金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促进国企改制的顺利进行。     

政府干预、行业特征与并购价值创造——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2006年中央国资委首次明确国有资本将实施行业战略控制的现实背景,实证考察了政府干预、行业特征与国企并购价值创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就盈利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干预对并购价值创造形成掏空之手;就亏损企业而言,地方政府干预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不显著;与处于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相比较,非战略行业的国企并购价值创造较大,而在战略行业中,处于绝对控制的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并购价值创造更大;实施并购的地方国企的行业特征会对政府干预与并购价值创造的相关关系产生调节效应。     

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国企审计和巡视频度安排与协同

选取央企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和党委巡视频度及其协同对国企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一届政府任期（五年）内，相较于没有或二次被政府审计或党委巡视的国企，被审计或巡视一次更能有效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政府审计与党委巡视实施时间间隔24个月以上，督促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效果更佳。研究结论对于合理安排国企的政府审计与党委巡视频度以及协同时机，实现国企审计监督全覆盖，提高党委巡视效率，构建高效的政府审计与党委巡视协同机制，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具有启示意义。     

技术和制度创新驱动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经技术创新驱动影响国有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转型期制度因素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要素市场的进程仍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据此,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同步释放创新活力;坚持政府主导地位,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完善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化建设.     

国企分红：中外实践经验之对比分析

国企分红即国企的收益分配，是各国政府依赖所掌握的国有股权对国企实施管理和控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世界范围来看国企向政府股东进行红利分配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自2007年颁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以来，国企告别了不交红利的时代，     

“国退民进”的陈氏悲剧

陈国军命案，是民企整合国企中文化冲突的极端反映。这场悲剧值得民企、国企和地方政府三方反思     

国企老总是什么?

<正> 近几年,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国企老总所作的贡献却得不到来自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因为国企老总既不是政府官员,又不是企业所有者,也不是真正的经营者。那么国企老总是什么?如何给国企老总定位?围绕这些话题,本刊记者最近对湖北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调查,听到了来自国企老总们的心声。     

对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思考——学习中央六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的体会

在现行体制下国企高管由政府委派,享有相应行政待遇,薪酬过高有失公平.中国国企高管是国家公务员,具有行政性,又是"企业家",对其薪酬确定要合情合理.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为防止腐败,在解决好国企高管薪酬后仍要加强对国企高管的管理.资本、国企高管、国企职工共同参与企业价值创造,因此,要正确处理国企高管、国企职工和国有益本三者利益关系,达到和谐共处.     

论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企审计职责的重组

政府审计机关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和国资委牵头委托社会审计组织对国企进行财务报表审计都是合理的，但两者对国企监督的目的是不相同的，因此，两者对国企的监督应当进行分工负责。     

公司治理理论和国企的委托代理问题

总体说来，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有经济效率低，各级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企业的重要决策（如任命重要管理人员），的主要管理层在职消费惊人（包括各种腐败）等。当然还有诸如职工下岗和企业经营的短视现象。实际上，从程度上讲后者并不一定比前者轻，但是我们说前者是国企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前者正是造成后者的原因。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各级政府是具体的代表），即各级政府的角色是委托人；国企的管理者（本文假设为经理），其角色是代理人，其职责是向委托人负责。不难看出，国企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国企委托代理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各级政府会命重要管理层人员（经理或厂长）和干预企业重大的投资决策的行为属于委托人方面的问题。其次，企业经理的职消费行为则是各类文献讨论得很多的代理人问题。本文利用公司治理理论的部分成果来具体诊断国企的这两方面问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晋升压力、资源配置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以2001—2009年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晋升压力如何影响地方国企募资变更,以及这种影响在政府和企业资源配置下的差异。实证发现:官员晋升压力会导致更多的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在省区贷款投放越少或企业长期贷款较少时,官员晋升压力导致的募资变更概率更高。这表明,政府区域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均会影响晋升压力对募资变更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和市县级国企中,地方国企募资更易被政府区域资本市场影响。